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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革命孤独2（第1页）

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裡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麼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麼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麼兴趣，因為他成功了。作為一个歷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於现世裡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裡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歷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

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歷史。后人怎麼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產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復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

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裡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於荆軻。荆軻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於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裡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裡，拿筑去

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復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軻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歷史上，更可能是因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於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麼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裡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裡梦想就能实现，那麼革命就会变成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裡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裡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麼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

一个社会裡，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裡，动人的都是现世裡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軻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裡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於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裡，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麼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裡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軻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為綑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於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於「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

那麼，為什麼革命者都是失败者？為什麼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裡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於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

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人。我想这是因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时，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騷〉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洩被捕，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的头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气。因為很多人欣赏他的诗，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剧性的一生，他被释放出来后走向现实政治，与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诗发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独也因此破灭。

革命孤独其实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比起当时同样怀抱着梦想的另一群人，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邹容‥‥被后人称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汪精卫恐怕真的会想「引刀成一快」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我在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於现实完全不在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因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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