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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如卷帘望美人,层层披起,只盼着能够看到真切。东西方文化差异虽大,但有些东西异曲同工,比如杀了野兽吃肉、驯服马儿来骑,彼此心有灵犀。又有酒这东西,埃及人造金字塔时,就给奴隶发面包啤酒喝;往东一望,巴比伦那满载了西元前之爱与恨的《汉谟拉比法典》上,也早有了酿酒的法令;古老的文献那些蛇头虫尾的弯曲文字,把啤酒的年限不断前推,四千年前苏美尔人吃饱喝足,用余粮酿啤酒;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先知先觉,直接用吸管对付。这就是文明起源的不公平处:公元前二千年,好多地方人民还在茹毛饮血,西亚人先喝上啤酒了。
中华泱泱大国,什么事都不落人后。《吕氏春秋》里说道,夏禹王治水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事业上,人民感动,有个叫仪狄的淳朴同志献了酒,后世传说是高粱酿的。禹王爷赞曰甜美,然而圣贤的觉悟高,反而感叹:“后世一定有人因为酒亡国呀。”
当然,华夏历史太长,文献太杂,不像如今电话汽车那样,可以独断发明者。魏晋时期的文本里,一脚踢飞仪狄,争先说是杜康酿酒。可是也有人特立独行,晋江统在《酒诰》里说:“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那意思:没吃完的饭搁在空地上,久了自然发酵就成酒了,不是谁的奇思妙想,也许早几万年原始人无意喝过酒了,也是有的。弗朗西斯·培根以前瞎揣测说,中国人吃烤猪肉源自山林起火烧死了野猪,上古人于是坐享其成。和江统这话的意思相去不远。
其实这儿要说的,还是一个酒的娱乐性。世界历史的一个永恒真理是物以稀为贵。欧洲人早年葡萄酒难得,便拿来祭祀神灵,后来雪茄刚到欧洲,颇稀罕,也有教皇规定弥撒时必须点雪茄以制造神秘气氛。中国人亦然,用酒和太庙祭祀祖宗。春秋时楚国人向周王进贡苞茅,用以茜酒。本来是土特产进贡小事,然而既然跟酒有关系,那就自然和祖宗分不开了。《左传·僖公四年》说,齐桓公讨伐楚国,管仲的借口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那意思是你们进贡苞茅不是时候,误了祭祀啦!可见春秋之时,酒是好东西,祖宗和鬼神也爱喝。
但任何高雅的东西,一旦蔓延开便不免全民皆兵。埃及劳工烈日下饮啤酒,和《肖申克的救赎》里蒂姆·罗宾斯带着监狱众人喝啤酒一样,除了解渴,也带着种娱乐性。大禹这样因为酒的甜美而生警惕心的领导毕竟少。商朝的末帝纣王就缺乏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史记·殷本纪》:“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构思奇妙,其荒淫度和罗马帝国那几位堪有一比。纣王这样把喝酒、吃肉、男欢女爱和夜生活结合紧密的人物,是开了后代声色场所的先河。当然有许多贤人以为不可,然而纣王“言足以自辩,文足以饰非”。领导太聪明了就是有这坏处,你辩不赢他。
商与西周往矣,时代进入了春秋。酒虽然还是奢侈品,但已经足够喝,不必像恺撒一样,拿件东方丝绸当宝,在罗马各剧院炫耀。齐桓公想称霸,于是很警惕地问管仲:“我不幸好色,还好郊游,而且喜欢喝酒,会使我亡国吗?”把酒、色和郊游并列,说明在君王心目里酒实在是兼具娱乐性和惰性的双刃剑。孟子这种正经人态度就很专一,《孟子·离娄下》:“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把美酒和善言说成正反面,俨然这酒就是极恶毒的东西——当然放他老人身上就未必准了,毕竟他四处游说诸侯时说的经典名句,大半都是饮酒吃肉罢了之后说的。
春秋之末,人民有了些余粮,也有酒喝了。勾践在吴王那里吃够苦头,回越卧薪尝胆。人口太少,就鼓励人民多生快生,与如今计划生育截然相反。奖励政策是:“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吴越向来是水乡,人民不愁饮料,酒之特别就显出来了:也唯有这种饮料能够富有如此的娱乐性。试看后世千年中外,有哪朝国王会赏给百姓茶、咖啡和可口可乐的?
战国之后,酒已经不是珍贵物了。《史记·刺客列传》道:“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杀狗不算什么高雅艺术,扯着高渐离一起在集市上晃荡,喝酒唱歌还带着伴奏。喝酒和唱歌终于有机结合,成为任侠放旷的象征,而且不再局限于庙堂之上,成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享受。
战国末期,游侠、浪人渐多,战乱频仍,人人都有满腹牢骚哀怨。酒既然是抒情解愁的好东西,免不了也成了催化剂。基本上自那以后,酒都和唱歌联了一体。而且这歌不是周朝时朝堂上编钟金鼓奏出的黄钟大吕,而是即兴的娱乐性歌谣。燕国有荆轲之例,但南方人喝酒后也唱歌。按《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和刘邦大多数开国嫡系差不多,年轻时是沛县监狱长。萧何死后,入朝当了相国,一切制度全部参照萧何的制度来,创了成语“萧规曹随”,办事很有道家无为而治、不拘小节的潇洒风格。有人上门来想正经聊点什么,就直接灌酒,灌醉为止。最有趣的是,他家隔壁住了个妙邻居,住着个爱喝酒的小吏,每天喝完酒后大呼小叫,在家唱卡拉OK。曹家的小吏受不了了,跑相国那里打小报告:后院外又有人大呼小叫啦!曹参一听连忙下令:取酒取桌!自己跑到后院,拉开了架势,听着邻居小吏唱得正欢,曹相国大喝一觥,然后扯起嗓子,就和邻居开始对歌了。
有了如此的相国,刘邦自己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六十多岁时回故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当时仇敌如项羽,内患如韩信,全都死了,估计老人家也清净得有些孤单。几年前在北方白登城被匈奴围困了七天,险些丢了老命,想着没有后继的优秀将军,更加黯然神伤,喝着酒就开始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人唱不够,还要召集沛县一百二十个孩子搞合唱。这样的酒会气势非凡,虽然惆怅,毕竟还是欣慰的,因为天下已得,死也得其所。想早年间在鸿门宴,酒都不敢喝,更别提唱歌了。倒是项庄起立,要求舞剑助兴,也算娱乐活动的一种。只不过,舞剑毕竟和乐舞、唱歌大不相同。唐朝杜甫诗赞《公孙大娘剑器舞》,人家那是美女加剑舞才让人心旷神怡。你项庄一介莽夫,顶盔贯甲持把剑,又没受过专业训练,舞起来想必也好看不到哪去。
曹参算一个例子,让人明白了无为而逍遥的道家风范和酒是有关的。时代越往后,喝酒这事越来越成了标签,仿佛可以贴在脑门上,辨明黑白。犹如今日人们按喝啤酒、葡萄酒、威士忌划分族类一样。《三国志·顾雍传》里就说东吴丞相顾雍“为人严肃,不饮酒,少言语”。提一个人严肃也就罢了,还“不饮酒”,估计请他唱歌也没门,所以“自孙权上下对其多有忌惮”。
孙权是个喜欢打猎射老虎的人,和这种笑都不笑、酒都不喝的老头子当然没什么共同语言。相比较而言,曹操就很宽泛。建安十三年,因为饥荒粮食困难,曹操下令禁酒,可是早几年,他还向汉献帝献春酒,奏《九酿酒法》向皇上介绍酿酒法。最妙的是,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时节,而罗贯中《三国演义》里,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吟了著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阿瞒建安风骨,不免诗酒风流。酒后唱歌横槊赋诗,苏轼千年之后都羡慕不已。
酒之风流,晋朝为最。《晋书》说爱裸奔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属于随遇而安、喝死为止的潇洒。《晋书·阮籍传》说司马昭要向阮先生求亲,阮先生直接沉醉两个月,已经能够潇洒得一塌糊涂了,难怪后世曹雪芹先生要号个“梦阮”。只不过魏晋人喝酒,不是单纯娱乐罢了。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粗远世故。”说直白些就是拿酒挡脸,借醉装疯,躲着人间那些鸟事。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又何止欧阳修一个?
魏晋人将酒与娱乐发挥到一个极致之后,酒就不单纯了。陶渊明喝酒东篱,那是为了表志向;李白醉酒要人脱靴,那是显傲气;宋太祖请将军喝酒,是为了解兵权,复杂得让人头疼。
倒有必要举一个至为简单的例子,传说罗马人到埃及时,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老爹奥勒特斯,乃是个爱酒爱音乐的胖子。在招待罗马诸将军时,送上河马肉、孔雀舌、鳄鱼羹之外不说,自己还带头喝酒,至于酩酊大醉,于是得意扬扬,扯着笛子为罗马诸将军吹了一曲。这事给诸位清正严明的罗马将军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说是“这个埃及人备极荒淫”。唯独喜好东方文化的安东尼却对这件事颇为津津乐道。安东尼最后做了奥勒特斯的女婿,与埃及艳后一起死于亚历山大,也算是酒做色媒人的一个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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