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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体面的俱乐部（第1页）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上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进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47。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

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48到施特凡·格奥尔格49——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50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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