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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与劳厄兹会面的时候，格雷厄姆令布隆和克劳福德着实吃了一惊。他看起来很情愿地迎上劳厄兹，而且露出友善的神情，尽管他蓝色眼睛发出的是冷冷的光。

进入联邦调查局总部使劳厄兹的举止有所收敛。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现得很礼貌，而且使用他的设备时又迅速，又尽量小声。

格雷厄姆只有一次对劳厄兹说不：他断然拒绝让劳厄兹看利兹太太的日记以及两个家庭的任何私人信件。

在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回答劳厄兹问题显得语调很平和。两个人手上都有布隆博士提供的提纲。他们的问题和答案有很多处都是在事先准备的基础上转述的。

亚兰·布隆发现密谋激怒某个人很困难。最后他不得不把他对“牙仙”的观点抛出来了事。其他人则像空手道学生上解剖课一样听他讲。

布隆博士说“牙仙”的行为和来信暗示着他有妄想症，这种症状是对不可忍受的不满足感的一种补偿。他敲碎镜子的行为把这种不满足感与他的相貌联在了一起。

凶手对“牙仙”这个称呼的反对集中在带有同性恋含义的词“仙”。布隆认为他有一个潜意识的同性恋情结，一种害怕成为同性恋的强烈的恐惧。布隆博士的这个观点被一项在利兹家的怪异的发现所证实：折叠的痕迹和血迹，证明“牙仙”在利兹先生死亡以后给他穿上了裤衩。布隆博士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强调他对利兹先生不感兴趣。

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还论述了早期的施虐狂身上攻击和性欲的紧密的联系。

那些野蛮的攻击行为都是针对妇女的，而当着整个家庭的面施暴则明显是针对一个母性成员。布隆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似的称“牙仙”是个“梦魇下的孩子”。克劳福德的眼皮在布隆富有激情的陈词中耷拉下来。

在劳厄兹的采访中，格雷厄姆的言辞的尖刻是没有其他联邦调查员愿意效仿的。而通常情况下没有媒体会在引用如此尖刻的言辞以后透露说话人的姓名。

格雷厄姆表示他预见到“牙仙”长得奇丑无比，而且阳痿。他还故意做出错误判断说凶手曾对男性遇害者施加性暴力。格雷厄姆说“牙仙”毫无疑问是认识他的人的笑料，而且是一个乱伦家庭的产物。

格雷厄姆强调“牙仙”显然没有汉尼拔·莱克特高明。他保证会把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而获得的材料和思考都提供给《国民闲话报》。许多执法人员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说，只要他主持“牙仙”案，《国民闲话报》就可以放心地从他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

劳厄兹拍了很多照片。

最重要的一张是在格雷厄姆“华盛顿的藏身之所”拍的，这是一套他借用的公寓，他会一直住在这里“直到他捉住‘牙仙’”。这里是惟一的一处能让他在食人狂的氛围中“找到一丝安宁”的住所。

照片上格雷厄姆穿着睡袍坐在桌前，研究案卷到深夜。他在默默地对变态的“牙仙”做一个“艺术家的构思”。

照片上透过他身后的窗能看到国会山的圆顶。最重要的是，在玻璃窗的左下角，街对面的一家人们熟知的酒店的招牌依稀可见。

“牙仙”能根据照片找到这套公寓，如果他想的话。

在总部里格雷厄姆站在一个大型的光谱仪前照了一张照片。这跟案子毫无关系，可劳厄兹认为这样照的效果很好。

格雷厄姆居然同意在采访的时候和劳厄兹一起合影。他们是在武器及装备工具科的大大小小的枪支陈列架前拍的照片。劳厄兹手里拿着与“牙仙”用的相同的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格雷厄姆指着一个自制的消音器，形状模仿的是电视天线杆。

布隆惊奇地看到就在克劳福德按动快门前的一刹那，格雷厄姆把一只手友爱地搭在劳厄兹的肩膀上。

他们计划把采访内容和照片刊载在第二天的《国民闲话报》上，星期一，8月11日。在得到需要的材料以后，劳厄兹回到芝加哥。他说他想亲自监督排版，并和克劳福德约好周二下午在离设计的埋伏处五个街区以外的一个地方见面。

从周二开始，《国民闲话报》在全国都有发售，两处埋伏的地方就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恶魔。

格雷厄姆每天晚上都会去那个报纸上登的他的“临时住所”。

在同一期的《国民闲话报》上还有一条密码处理过的信息，邀请“牙仙”到安娜波利斯的一个邮筒那里会面，这个地点二十四小时有人盯防。如果他对邮筒表示怀疑，也许认定抓他的兵力都集中在那里，这样格雷厄姆就会成为首选的攻击目标，这是联邦调查局的逻辑。

佛罗里达方面在舒格罗夫安了一个监视器。

在捕手当中开始出现不满的情绪——因为两处埋伏的地点占用了大量的本该在其他地方使用的人力，而格雷厄姆每晚在埋伏处的露面也影响他在华盛顿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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