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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1页）

第二天晚上，我和我的女朋友萨姆[1]见面，吃了个饭。她比我大5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毕业，在西海岸的几家电视台工作过，之后搬到纽约。她是纽约电视1台[2]早间新闻的制作人，所以她的一天从早上5点开始，一般到晚上8点才结束，那时她顾不上我在不在，就一个人睡下了。我们一般聊不到5分钟，她就会告诉我她必须接个很重要的电话，然后把免提电话的耳机塞上。

她之前和一个叫吉姆·萨尔沃的男人有过三年婚姻。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小型电视台做新闻主播，是个好色之徒。一到40岁，除了一身坏毛病和一副浸泡在脂肪里的肝脏外，他什么都不剩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她不想在40岁之前再婚，在那之前，她唯一想要的就是随心所欲。

几通电话的间隙，她一边怪服务员没早点儿点单，一边和我讲她和编辑之间的争论。萨姆听我讲了理查德·弗林的书稿之后，似乎有些激动。

“约翰，这份书稿可能会引发轰动，”她说，“就像杜鲁门·卡波特[3]写的那些，不是吗？读者就喜欢为这类东西买账。”

这是萨姆对一件事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了。对她而言，那些没机会“引发轰动”的东西都毫无意义，不管是电视新闻，还是图书选题，抑或是做爱。

“是啊，很有可能，只要我能找到那部书稿，或是关于谋杀案的一些解释。”

“要是找不到，你也可以在现有书稿的基础上，自己写一本书。这一点你难道不同意彼得的话吗？”

“是啊，当然，但我真的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时代变了，人也要与时俱进嘛，”她以说教的口吻说，“你觉得现在的电视机和15年前，我第一次进演播厅的时候能一样吗？我们最终都要做我们之前从没做过的事。实话说，我更希望你没找到那部书稿，这样的话，我就能在佐利[4]橱窗里的书封上，看见你的名字了。”

离开饭店之后，我回到住所，开始工作。我的父母两年前搬到佛罗里达，姐姐凯西嫁给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男的，大学毕业之后就搬过去了。我就住在克林顿（或者按照现在房地产商的叫法——“地狱厨房”[5]）的那栋三人间公寓里，我是在那儿长大的。房子很老，房间又小又暗，但至少那是属于我的房间，不必为房租担心。

我先重读了选章，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那些可能有用的片段：与理查德·弗林有关的用蓝色笔，约瑟夫·韦德用绿色笔，劳拉·贝恩斯用黄色笔。我用蓝色钢笔标出了德雷克·西蒙斯的名字，因为理查德在邻近结尾处说，这个人会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把手稿中的其他名字也分别列出来，如果运气不错，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信息源。作为一个记者，我知道大多数人都爱谈论他们的过去，尽管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美化。

我制订出三个主要的调查方向：

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在互联网的信息海洋里仔细搜罗，看看能捕捉到哪些关于谋杀案和相关人物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追踪书稿里提到的那些人，尤其是劳拉·贝恩斯，然后说服他们告诉我对于案情的各自了解。彼得在他的笔记里提过，理查德·弗林的伴侣告诉过他，在理查德死前不久，他曾和一个叫劳拉的女人有过一次气氛紧张的通话，他说她“毁掉了他的生活”，并且“想要她付出代价”。这个“劳拉”就是书稿里出现的那个“劳拉”吗？

第三个方向，就是到默瑟郡西温莎的警察局找到档案，试着从当年警方搜集的证词、报道和调查中寻找线索。韦德是个备受关注的被害人，审讯记录很有可能以书的形式装订保存，尽管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作为一个自由记者，我的身份可能并不会帮到我，但一旦我陷入僵局，我的计划是向萨姆寻求外援，利用纽约电视1台的强大影响力。

就这样，我从理查德·弗林入手开始了调查。

我现有的关于他的全部信息都和从网上找来的相符。他在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欧胜联合”工作，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一份简历，证实了书稿中的一些细节。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语，1988年毕业，两年后在康奈尔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学位。担任了几个初级职位之后，他获得晋升，跻身中层管理层。在其他网站上，我发现弗林曾三次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款，还是一家射击运动俱乐部的成员。此外，2007年，他留言评论自己对芝加哥一家旅馆的服务相当不满。

当谷歌上关于弗林的信息都被我搜刮干净之后，我转而搜索劳拉·贝恩斯，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什么都查不到……一无所获。倒是有几个同名的人，但没有一个和我要找的这个女人情况相符。我在1985年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以及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硕士毕业生的名单中，找到了她。但除此之外，对于她做过什么、住在哪儿，却毫无线索，就好像她人间蒸发了一般。我心想，她可能是结婚之后改了姓，所以我得另找方法继续追踪她的下落，假设她还活着的话。

正如我所料，最丰富的信息来源于约瑟夫·韦德教授。维基百科上有一个关于他的内容详细的页面，而且在那些多年来于普林斯顿执教的领军人物中，他的简介被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我发现在“谷歌学术”上，对他的书和论文的引用多达两万多条。其中有些书仍在销售中，可以从网上书店里购买。

从我读到的那些材料里，我得到了以下信息：约瑟夫·韦德1931年生于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德国犹太家庭。在一些采访中，他曾透露，他的父亲，一名医生，在1934年春天当着他怀孕母亲的面被纳粹党冲锋队暴打，不久后便死去。

一年后，在他妹妹出生之后，三个人就搬到美国，他们在那里有亲戚。起初他们住在波士顿，后来住在纽约。他母亲再婚，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4岁、名叫哈里·舍恩伯格的建筑师。他收养了她的孩子，但他们仍保留了生父的姓，以示对他的怀念与尊重。

不幸的是，约瑟夫和他的妹妹英琦仅仅10年之后就成了孤儿，那是在“二战”之后，哈里和米里亚姆·舍恩伯格夫妇在去古巴旅行的路上去世。哈里一直是个航海爱好者，他们坐的游艇在暴风雨中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一对纽约来的夫妇。他们的尸体下落不明。

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之后，两个孤儿住到了北部叔叔家里，从此过上了全然不同的生活。约瑟夫十分勤奋，先是去了康奈尔，然后上了剑桥和索邦大学。英琦成了一名模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颇有名气，之后嫁给了一位意大利商人，在罗马永久定居。

在约瑟夫·韦德的职业生涯中，他出版了11本书，其中有一本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那本书是《纪念未来：关于通向自我的旅程的十篇论文》，198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我还找到了关于那桩谋杀案的一大堆报道。

书稿里提到的那个在韦德家做帮工的嫌疑犯——德雷克·西蒙斯发现了被害人韦德的尸体。1987年12月22日早上6：44，他从教授家里打电话报了警，和接线员说他发现韦德躺在客厅里的一片血泊中。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却无能为力，助理法医很快就正式宣布了教授的死亡。

验尸官通过验尸发现，韦德的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他们得出结论：死亡原因是钝器击打引发的内外出血，凶器可能是半夜闯入的凶手所持的棒球棒。据法医推测，第一击是在被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时发生的，凶手从前门进入，悄悄溜到他身后。当时教授的身体情况还好，试图从沙发上起身，从临湖的窗子逃走，同时伸手抵挡对方的殴打，致使他的两只手臂骨折。接着他返回房屋中间进行自我防卫，在和袭击者打斗的过程中，电视摔到了地板上。就是在那一刻，他的左太阳穴遭受了致命的一击（调查人员总结说，从这一点来看，凶手很有可能是右撇子）。两小时后，韦德死于最后那一击造成的心脏停搏和严重脑损伤。

德雷克声称，他第二天早上到教授家的时候，前门是锁着的，窗子也是锁着的，毫无闯入的迹象。鉴于这种情况，人们认定凶手有这座房子的钥匙，并用它进入了房间，趁韦德没有防备，行凶之后锁上了他身后的门。离开前，凶手仔细翻找过客厅。然而，他这么做的动机不会是抢劫：教授的左手腕戴着一只劳力士手表，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价值连城的宝石戒指。在一个没上锁的抽屉里，警方发现了100美元现金。房子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偷走。

在客厅里，侦探发现了两个最近用过的玻璃杯，暗示被害人当晚曾和另一个人一起喝过酒。法医发现，教授在被害前，摄入了大量的酒精，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0.11，但在他的体内并没有发现毒品或药物的痕迹。约瑟夫·韦德并不曾和任何女人有过为人知晓的恋情，也没有伴侣或情人，他甚至不曾和谁约过会，他的朋友或同事对他最近和谁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印象。因此，警方排除了情杀的可能。

***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我重新粗略地还原了案发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提到过劳拉·贝恩斯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尽管理查德·弗林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根据我片面的了解，在德雷克·西蒙斯由于有“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在调查中被排除之后，弗林一度被当作嫌疑犯。韦德并没有参与某种秘密的心理学实验，然而报纸却不停强调，韦德对新泽西和纽约的警方而言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因为他给有重罪指控的人做过心理健康评估，是个专家证人。

正是由于他在刑事案件中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警方从最开始就将这一点视为潜在的线索。他们审查了韦德做过证的案子，尤其是那些结果对被告人不利的案件，但这条路很快被证实走不通。在那段时间内，韦德做证过的被判有罪的人，都没被释放。除了一个名叫杰拉德·彭高的人，他在凶杀案发生前的三个月，从海湾国家监狱被释放。但几乎刚一释放，彭高就犯了心脏病，在教授被杀前的一个星期才出院。因此医生认为，他不太可能有体力进行一次袭击——这个嫌疑人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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