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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身后之事（第1页）

苏珊·科金的办公室，位于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大楼的五层，这栋楼于2006年开放使用，花费了1.75亿美元。这座建筑是麻省理工学院近年来大兴土木的一个部分。在它右边的街对面是弗兰克·盖里（FrankGehry）所设计的史塔特科技中心（StataCenter），里面进行了很多人工智能研究。大脑与认知科学大楼颇有一种现代公司总部的感觉，更像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楼里面那闪闪发光的金属物件和抛过光的大理石相得益彰，给人一种娱乐的感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楼阳台上的桌上足球设施，并且在阳台上还能俯瞰楼下的庭院。楼内四处都挂着高清电视，播送着每天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这个建筑群中的各个独立建筑，都是由几家建筑公司通力参与设计的，这几家公司在网络上声称，这是一种“协同设计的典范，而这种设计旨在激发未来的合作”。其中许多实验室都有挨着走廊的玻璃幕墙，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正在工作的研究者们，他们蜷缩在各自的试管和笔记本电脑前，无一例外地在追求着自己独有的秘密。

科金的办公室就在长长的红色走廊的尽头。办公室其实是一间套房，里面有带办公桌的前厅、有衣帽间，而书架上堆满了各种科学杂志的最新期刊。我穿过了前厅，来到后边那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我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科金就坐在我对面，还从玻璃碗里拿了一颗法国巧克力给我。此时的她正在与一场严重的疾病做斗争，身体十分虚弱。她的狗特鲁珀（Trooper）从狗床上站起来，踱步出去到了外面那个房间。科金让我确认一下通往走廊的大门是否关好了。她跟我说，特鲁珀有一次跑出了办公室，下了五层楼一直跑到大楼外面的街上。而她所能做的，也只是让人帮她看看大厅的门是不是打开了。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这里的人要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科金说。

这是我们第二次会面了。第一次发生在一个星期以前。她在同意接受采访之前，已经多次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将我设想好的访谈一举完成。在第一次采访中，我们约定的会面时间是下午1点，科金迟了几分钟才出现，而大概到1点50分的时候，就有个人把头伸进来提醒科金，说他们在两点还有个会议。我自然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第一次会面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我都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科金在哈特福德的童年，以及她年轻时在麦吉尔和麻省理工的工作经历。这一系列问题并没什么难以启齿的，但是她的回答却都非常简略，她一直在用一种非常临床且十分冷静的方式在回应，提供着极少的信息，即使是在论及她人生中的主要里程碑事件时也是如此。当我问她，是否能够描述她第一次见到亨利时的一些细节，从而让我能够设想出那个场景，即她第一次遇到那个定义了她职业生涯的人，但科金是这样回应的：

没有什么细节。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你所要求的是一个情景记忆，而情景记忆通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当然我很肯定也有例外，你知道，比如说当你问及一个被强奸了的人时，她会记得事件的所有细微情节。但是这类非常情绪化的记忆，很可能会不断地重现。这些记忆会不断在心理上排演，而变得语义化。因此我并不记得第一次与亨利握手时是怎样的状况，若是我说出来了，大概也是一种虚构的情节而非事实。

我并不确定我是否还有跟她再次交谈的机会，因此，我询问了她一些关于病人H.M.的文献，譬如说亨利的详细测试数据、他的大脑捐赠事宜、一些尚未公之于众的访谈资料，以及我外祖父的原始手术报告。总之我希望她能够让我看看。她说了一大串的原因，这让我感到这件事希望渺茫，她说她不确定完备的文件放在哪儿，而且她在分享任何东西之前，都必须跟麻省理工学院的律师以及她的学术代理人进行确认。况且，向一个我这样的外行提供未经筛选的研究数据，也会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她说，“对于处理或解释这些测试，你并没有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你会误解一些东西，这就很危险了。”

我决定与她进行第二次会面，一次不同于之前的会面。我事先就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就直接跳到了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其中一些，自然有关于雅各布·安内瑟。我听说过，在科金和安内瑟之间爆发过一场巨大冲突，我很想知道科金这一方会如何解释这场冲突。当我提及安内瑟的名字时，科金的表情从往常那种波澜不惊，明显变得有点不悦，仿佛刚刚尝了什么难吃的东西。

“他在技术上非常厉害。”她说道，“他手艺高超，的确是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人员。”然后，我提到了安内瑟主持对亨利大脑进行切片的那段时间，科金说，“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信任他的。我们还是朋友。我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合法性，也有诚意的合作……他提前为大脑准备了各种前沿的设备，以及冰箱、备用急冻装置和警报系统。”

我随即问出了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科金不再对信任安内瑟呢？

“我不会跟你说一个字的。”她说。

“只字不提吗？”我说，“因为我想……”

科金打断了我。

“你就是在想所有人之所想。”她笑了出来，“而《纽约时报》会渴望这个故事。”

可有趣的是，《纽约时报》事实上已然得到了这个故事。只是他们没意识到而已。科金和安内瑟的关系第一次出现裂痕时，安内瑟这一方的说辞，就记载在了《纽约时报》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版面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2009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在其科学版的封面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切片，建立起大脑的搜索引擎》（BuildingaSearchEngineoftheBrain，SlicebySlice）。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大脑观测所，通过数字化和组织学方法，对亨利大脑进行保存和归档的项目的。有位记者前往圣地亚哥，报道了那次切片的过程，并且他的撰文有着翔实的内容和触动心弦的文笔。他一度描述了刀片如何深深切入那些包裹着亨利大脑的乳白色冷冻明胶，让大脑越来越大面积地展示出来，显现出来的大脑可见部分，就那样“一片一片出现，像是奶油色地毯上流淌的粉色玫瑰酒”。

安内瑟和他的实验室自然是那篇文章的中心，不过科金也到圣地亚哥见证了那次切片，而且那篇报道还有几处提到了科金。在第六段，出现了以下几行：

这次解剖标志着一种全盛时期，一方面是关于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以及为了这一刻而做出的一年多的准备。那是由一位名叫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所精心策划的，在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她都一直与他一起工作。

安内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但这一段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说实话，这段话击中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并非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安内瑟清楚地意识到，科金的确在那天所发生的一切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科金的话，安内瑟绝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亨利的大脑，并且开展工作。但若是说，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她“精心策划”了那场对亨利所进行的48小时现场直播解剖（而且，这次解剖无疑代表着安内瑟自己的事业巅峰），那就有失公允了。一年前，在波士顿洛根机场的捷蓝航空登机口前，在那些电视台摄像机面前，科金将亨利的大脑递给了安内瑟。而实际上，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参与过这些事情。在之后的一年里，安内瑟偶尔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不过他一直是依靠自己的设备来运营他的团队，并且申请立项资金来获取相关设备。事实上，安内瑟前所未有地努力工作，只为了确保切片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为了给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而苏珊·科金几乎没有出什么力气。

安内瑟向那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了一封电邮。他运用娴熟的外交辞令，提出了对文章中那几行的疑问。他并不想轻视苏珊·科金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只是觉得这篇文章实在是太过夸张。“我是这样想的，”安内瑟写道，“苏珊撰写的是莫莱森的个人与科学传记，在大脑观测所，我们则是撰写解剖学的部分。2010年，我们会选一天来交换意见，去推翻记忆研究者的观点！”安内瑟不想有那种在科金背后做什么手脚的感觉，因此他点下发送键之前，还抄送给了科金一份。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在线版本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一行文字重新变成了这样：“那次解剖标志着H.M.那受人瞩目的一生的最高峰，而他的一生是由一位叫做苏珊·科金的麻省理工学院记忆研究者所记录的，莫莱森先生生命的最后50年里，科金一直同他一起工作。”

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你可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个版本，才能注意到，说科金“精心策划”了这次解剖的那个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安内瑟对这个改动很满意，不过后来回想起来，他认为那个微小的调整就是两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之后争夺监护权大战的其中一个导火索，他们争夺着一个著名的人类大脑。跟所有的监护权争夺事件一样，这一起也有着胜败双方之分，而其中的败方就是安内瑟的职业生涯，或者最起码说，他自己所认为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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