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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里我租了辆小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函馆街头同摄影师两人挨门逐户地访问起餐馆来。

我采访一贯讲究系统性和高效率。此类采访最关键的是事先调查和周密安排日程，可以说这是成功的全部。采访之前，我要彻底地搜集资料，而且也有专门为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进行各种调查的组织。只要是其会员并每年交纳会费，一般的调查都会协助。譬如我提出需要函馆各家餐馆的资料，他们便会提供相当的数量。就是说，他们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从情报信息的迷宫中有效地把所需部分汇拢一起，然后复印妥当，订在文件夹里送来。当然这需要相应地花些钱，但从换取时间和减少麻烦这点来说，费用决不为高。

与此同时，我还自己走街串巷，独自搜集情况。这里既有旅游资料方面的专用图书馆，又有汇总地方报纸和书刊的图书馆。若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然后从中选出可能有用的餐馆，事先打去电话，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如此准备就绪再去现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还要在手册上排好当天的计划，在地图上标出行动路线，将无把握的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

到达现场后，同摄影师两人一路逐家转过去，一共大约有30家餐馆。当然只是浅尝辄止，尽管还有剩下未去的。只是品味儿，可谓消费的集约化。在此阶段不暴露我们是采访的，也不摄影。出门之后，摄影师和我便讨论味道如何，以十分制打分。好的留下，差的甩掉，一般要甩掉一半以上。同时和当地的小型广告性刊物取得联系，请其推荐五六家未上名单的餐馆。接着再转，再选。最后选定后，分别给对方打去电话，道出杂志名称，申请采访和摄影。这些两天即可结束，晚间在旅馆把文槁大致写完。

翌日，摄影师把餐馆菜式三下五除二地摄入镜头，我则听取老板的简单介绍。这一切用三天完成。当然也有同行完成得更快，但他们根本没做调查，适当挑几间有名的餐馆转一因而已。其中甚至有人什么也没品尝便动手写稿。写是可以写的，完全可以。老实说，像我这样认真采访的人想必为数不多。一丝不苟地作势必吃很多苦，若想偷工减料也尽可蒙混过关。而且一丝不苟也好，偷工减料也好，写出的报告基本相差无几。表面上半斤八两，但要细看则有所不同。

我说这些并非自吹自擂。

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工作的概况给予理解，理解我所进行的消耗是怎样性质的消耗。

这位摄影师以前同我一起工作过几次，双方很合得来。我们是行家里手，如同戴着雪白手套、脸蒙大口罩、脚穿一尘不染的网球鞋的死尸处理员一样。我们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不说废话，互相尊敬。双方都晓得这是迫于生计才干的无聊行当。但无论如何，既然干，就要干好。我们便是这个意义上的行家。第三天夜里，我把稿子全部写出。

第四天是预留下来的休息日。工作都完了，没有特别要干的事。于是我们借了一辆出租车，开去郊外，来个一整天的越野滑雪。晚间，两人就着火锅慢慢喝酒，算是放松了一天。我把稿件托他带回。这样，即使没有我别人也可以接着做下去。睡觉前我给札幌电话查询处打电话，询问海豚宾馆的号码，当即一清二楚。我坐回床边，缓缓吁一口长气。呃，这么说海豚宾馆还没有倒闭，可谓放下一颗心来。那宾馆本来无论何时倒闭都无足为奇的。我深深吸了口气，拨动电话号码。即刻有人接起，即刻——仿佛专门等在那里似的。这使得我心里有点困惑，觉得未免有点过于周到。

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儿。女孩儿？慢着，我想，海豚宾馆可不是服务台有女孩儿的宾馆。

“海豚宾馆。”女孩儿开口道。

我感到有些蹊跷，出于慎重，叮问了一遍地址。地址一如往日。莫非新雇了女孩儿？想来也不是什么值得介意的事，便说想预订房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马上转给预约部。”女孩儿用开朗明快的声音对我说。

预约部？我又困惑起来。看来情况愈发无法解释了。海豚宾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劳您久等了，我是预约部。”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怪年轻的，语声亲切热情，痛快干脆。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这是个训练有素的宾馆专门管理人员。

不管怎样，我先预订了3天单人房间，报了姓名和东京住所的电话号码。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订单人房，3天时间。”男子确认一遍。

我再想不起什么可说的，便道声谢谢，依然困惑地放下电话筒。放下后我更加困惑起来，许久地呆呆盯着电话机，觉得似乎可能会有人打来电话，就此解释一番。但没人解释。算了，我想，由它去好了。到那里实际一看一切都会恍然大悟。只能动身前去，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去。此外再没有什么“选择填空”的余地。

我给所住宾馆的服务台打电话，查询开往札幌方面列车的始发时刻，得知上午最佳时间里有一班特快。随后，给客房服务员打电话要来半瓶威士忌，边喝边看电视里的午夜电影。是一部西部片，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登场表演。格林特居然一次都没笑，连微笑都没有，甚至苦笑也见不到。我朝他笑了好几次，可他完全无动于衷。电影放完，威士忌也差不多喝光后，我媳掉灯，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梦也没做。

从特快列车窗口望去，除了雪还是雪。这天万里无云，往外望了不多会儿，双目便隐隐作痛。除了我，没有一个旅客向外看。人家都晓得，晓得外面看到的只有雪。

因为没吃早点，不到12点我便去餐车用午餐。我喝着啤酒，吃着煎蛋卷。对面坐着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像模像样地扎着领带，一身西装，同样在喝啤酒，吃蛋卷三明治。看上去蛮像个机械技师，实际果然不错。他向我搭话，说自己是机械技师，工作是为自卫队装备飞机，并详详细细地给我介绍起了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侵犯领空的事。不过对这一事件的违法性他倒似乎不甚在乎，他更关心的是鬼怪F-4的经济性，告诉我这种飞机紧急出动一次将吃掉多少燃料。浪费太大了，他说，“要是让日本飞机厂制造，燃料要节省得多，而且性能不次于F-4。不管什么喷气式战斗机，想造就能造出来，马上能！”

于是我开导他，所谓浪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最大的美德。日本从美国进口鬼怪喷气式，用来紧急出动，白白消耗燃料——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世界经济更快地运转，只有其运转才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假如大家杜绝一切浪费，肯定发生大规模危机，世界经济土崩瓦解。浪费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使得经济充满活力，而活力又造成新的浪费。

或许，他想了一下，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争期间度过的，大概因为这点，对我说的这种社会结构很难作为实际感受来把握。

“我们和你们年轻人不同，对那种复杂的东西一下子熟悉不来。”他苦笑着说。

其实我也绝对算不上熟悉，但再说下去恐引出不快，便没再反驳。不是熟悉，只是把握、认识。二者之间有根本性差别。归终，我吃完煎蛋卷，向他寒暄一句，起身离座。

在开往札幌的车中，我大约睡了30分钟。到函馆站，从附近一处书店买了本杰克·伦敦的传记。同杰克·伦敦那波澜壮阔的伟大生涯相比，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樫树顶端的洞穴里头枕核桃昏昏然等待春天来临的松鼠一样安然平淡，至少一时之间我是这样觉得的。所谓传记也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世上究竟有哪个人会对平平稳稳送走一生的川崎市立图书馆馆员的传记感兴趣呢？一句话，我们是在寻找补偿行为。

一到札幌站，我便慢慢悠悠地往海豚宾馆一路踱去。这个下午没有一丝风，况且我随身只有一个挂包。街上到处是高高隆起的脏乎乎的雪堆，空气似乎绷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注意着脚下的路，小心而快捷地移动着脚步。女高中生个个脸颊绯红，畅快淋漓地向空中吐着团团白气。那气确实很白，白得似乎可以在上面写出字。我一边观赏着街头景致，一边悠然漫步。上次来札幌，至今不过时隔4年半，但这景致却使我恍若隔世。

我走进一间咖啡厅稍事休息，要了杯掺有白兰地的又热又浓的咖啡喝着。我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无非城里人的老套数：情侣嘤嘤细语，两个贸易公司的职员摊开文件研究数字，三五个大学生聚在一起，谈论滑雪旅行和警察乐队新灌的唱片等等。这是目前任何一座城市都司空见惯的光景。即使把这咖啡厅内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去横滨或福冈，也不至于感到任何异样。尽管如此——正因为外表上完全一样，才使得坐在里面的我在喝咖啡的时间里产生一股刻骨铭心般的强烈孤独感。我觉得惟独我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局外人。我不属于这里的街道，不属于这里所有的日常生活。

诚然，若问我难道属于东京城的咖啡厅的哪一部分不成，也根本谈不上属于。不过在东京的咖啡厅里我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孤独感。我可以在那里喝咖啡，看书，度过普普通通的时间。因为那是我无须特别深思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在这札幌街头，我竟感到如此汹涌而来的孤独，简直就像被孤苦伶仃地丢弃在南极孤岛上一样。情景一如往常，随处可见，可是一旦剥掉其假面具，则这块地面同我所知晓的任何场所却无相通之处，我想。相似，但是不相同。如同一颗别的行星，一颗有着决定性差别——尽管上面人的语言、服装、长相无不相同——的另一颗行星，一颗某种功能完全不能通用的其他行星。若要弄清何种功能能够通用，何种功能不能通用，那么只能一一加以确认。而且一旦出现一个失误，我是外星人这点就将真相大白，众人势必对我群起而攻之：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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