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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战争 我们是中立的（第1页）

4月底的一个夜晚，一辆出租车驶近库尔泰佩入口处的家园咖啡馆，车上的人用机枪扫射了里面玩纸牌、看电视的人。五百米之外，山头的另一面，麦夫鲁特正在家里和爸爸一起，在一种难得的友好气氛里喝着小豆汤。他们面面相觑，等待决绝的机关枪声停息。麦夫鲁特走向窗前，只听到爸爸大喊一声“退后！”。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铿锵的机关枪声从更远处传来，父子俩继续喝汤。

“你看见了吧？”爸爸带着一种见多识广的口吻说，好似验证了他说过的某句话。

库尔泰佩和奥克泰佩的左派和阿拉维派人常去的两家咖啡馆，均遭到了机枪扫射。库尔泰佩有两人死亡，奥克泰佩的咖啡馆里一人死亡、近二十人受伤。第二天，自诩为武装先锋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和阿拉维派的死者家属奋起反抗。麦夫鲁特也和费尔哈特一起在人群中，不时喊一声口号，即便没有走在最前排，他们也加入了街区里的游行示威。他没能像众人那样激愤地挥舞拳头，也没能唱出不知道完整歌词的进行曲，但他是愤怒的……四周既没有便衣警察，也没有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人。于是，不仅是库尔泰佩，连同杜特泰佩的街道和所有墙壁，都在两天里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标语覆盖了。群情激愤下，城里也出现了很多新印制的海报和表达抵抗的新口号。

第三天，从蓝色大巴上走下来一支手持黑棍的小胡子警察部队。摄影记者也越来越多，孩子们一边冲他们喊着“给我也拍一张！”，一边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棺木被抬到杜特泰佩之后，一部分人群就像预料中的那样，连同年轻人和愤怒的人们一起开始了游行。

这次麦夫鲁特没有加入他们。他和哈桑伯父、考尔库特、苏莱曼，还有乌拉尔他们的年轻人一起，站在面向清真寺广场的窗前，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下面的人群。尽管麦夫鲁特不避讳他们，也不怕被他们惩罚或排斥，但是当他们这么远远地看着时，他觉得握拳喊口号不仅怪异而且做作。政治上的过激，总带有一种做作的成分。

游行队伍在清真寺对面遭到警察阻拦，发生了一些推搡。人群中的一些年轻人向一家张贴着理想主义海报的商店扔石块砸了橱窗。转眼间，哈吉·哈米特家族掌管的法提赫房产中介所、旁边的一个建筑承包商小办公室被打砸了。掌控杜特泰佩的理想主义年轻人看电视、抽烟、打发时间的这些地方，除了桌子、打字机和电视机，并没有其他值钱的物件。然而，袭击引发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或者右派—左派之间，抑或是科尼亚人—宾格尔人之间的冲突，激烈地在整个街区民众的眼前上演了。

第一场激烈、血腥的冲突持续了三天以上，麦夫鲁特和好奇的人一起，远远地观望了这场冲突。他看见头戴钢盔的警察挥舞警棍，像土耳其新军那样，喊着“真主真主！”冲向人群。他还看见类似坦克的装甲车用高压水枪喷射人群。其间，他还进城到希什利、费里柯伊给一些友好的老顾客送酸奶，晚上还出去卖钵扎。一天晚上，他看见警察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建起了安全墙，但他隐瞒了自己高中生的身份。警察从衣着上看出他是一个可怜的小贩，甚至都没盘问他。

带着一种愤怒和声援的情绪，他去上课了。短短三天里，学校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政治化。左派学生举手粗暴地打断上课，发表政治演讲。麦夫鲁特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但他自己一声不出。

课堂上，举手发表演讲的学生以前总喜欢讲奥斯曼帝国的攻城略地和阿塔图尔克的革命史，现在则以“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枪杀了”作开场白，发表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演说。尽管“骨骸”要求所有老师让这些学生闭嘴、记下他们的学号，但老师们不想给自己惹事，也不过多干预。就连最泼辣的生物老师大块头·梅拉哈特，也不跟这些学生计较。学生们打断她的讲课，抱怨“剥削制度”，指责她讲着小蝌蚪，其实是在为隐瞒阶级事实服务。梅拉哈特老师说，她也很不容易，已经工作了三十二年，正在等着退休。麦夫鲁特伤心地听着，默默地希望那些造反的学生放过她。后排一些人高马大的年长学生把政治危机当作恃强凌弱的机会；前排那些自作聪明、彬彬有礼的马屁精书呆子老实了；右派和民族主义者学生变得沉默了，有些人则更少去学校了。有时，从学生所在的街区传来新的有关冲突、警察突袭和酷刑的消息，激进的学生就立刻喊着口号（“打倒法西斯”“独立的土耳其”“自由教育”），跑遍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每个楼层、每条走廊，然后从班长手上抢过签到纸用香烟点燃，他们或者去加入杜特泰佩与库尔泰佩之间的争斗；兜里有钱或认识检票人的，就去看电影。

然而，所有这些自由和反抗的氛围只持续了一周。两个月前，不受学生爱戴的物理老师·费赫米，在包括麦夫鲁特在内的同学们悲愤的目光注视下，模仿并嘲笑了一个迪亚巴克尔学生讲的奇怪的土耳其语。于是学生们突袭教室要求老师道歉，一些学生则像大学里那样宣布抵制上课。“骨骸”和校长叫来了警察，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和新来的便衣警察，守在学校上面和下面的大门边，就像大学里那样，在门口检查身份证。麦夫鲁特由此感到了灾难的氛围，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火或者地震之后的日子。他喜欢这样的氛围，对此他骗不了自己。他去参加班会，要是遇到争吵、动手的情形，他就躲在一边；宣布抵制上课后，他就卖酸奶去了。

警察进驻学校一周后，住在阿克塔什家街上的一名高三学生，拦住麦夫鲁特说，今晚考尔库特在家等他。夜色里，麦夫鲁特向各类右派、左派政治团体的警戒人员和警察出示身份证，让他们搜了身。来到伯父家，他看见两个月前他吃烤鸡的那张桌旁坐着一个新来学校的“便衣”学生，正在吃着干扁豆烧肉。他的名字叫塔勒克。麦夫鲁特立刻明白，尽管萨菲耶姨妈不喜欢这个人，但考尔库特信任、重视他。考尔库特让麦夫鲁特远离费尔哈特和“其他的共产党人”。他还说，像往常一样，希望进入温暖海洋的苏联人，为了削弱阻止他们帝国主义野心的土耳其，意图制造逊尼派和什叶派、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为此，他们煽动甚至连家都没有的库尔德和阿拉维派同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宾格尔和通杰利的库尔德人和阿拉维派人远离库尔泰佩和所有山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向穆斯塔法叔叔问好。”考尔库特的口吻，就像发出总攻命令前检查地图的阿塔图尔克。“周四千万不要离开家。很遗憾，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的。”看见麦夫鲁特疑惑的眼神，苏莱曼带着先知先觉的自豪说道“要有行动”。

那夜，麦夫鲁特在枪声中艰难入睡。

第二天，他知道流言传开了。中学生们，甚至连莫希尼都知道周四将发生可怕的事情。前天晚上，库尔泰佩和阿拉维派聚居的山头上的咖啡馆再次遭到了袭击，两人被打死。多数咖啡馆和商店都歇业了，有一些则一直闭门谢客。麦夫鲁特还听说，行动中将遭突袭的阿拉维派人家的墙上，夜里将被标上X记号。他想远离是非，去看电影，或者独自待着手淫，却同时又想见证事件的发生。

周三，葬礼中，左派组织喊着口号，袭击了乌拉尔的面包坊。警察没作任何干预，因此面包坊里的里泽工人拿着柴火和面包铲稍微抵抗一阵后，就扔下香气扑鼻的新鲜面包从后门夺路而逃了。麦夫鲁特还听说，晚上阿拉维派的人袭击了清真寺，梅吉迪耶柯伊的理想协会被炸，还有人在清真寺里喝酒，但他觉得离谱并没信以为真。

“今晚咱们出去，去城里卖钵扎，”麦夫鲁特的爸爸说，“没人会来骚扰一对可怜的卖钵扎的父子。咱们是中立的。”他们拿起扁担和钵扎罐，走出家门，可是街区被警察包围了，谁也出不去。看见远处闪着蓝灯的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麦夫鲁特的心跳加快了。像街区里所有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而油然自豪起来。要是在五年前，即便街区里的天塌了，也不会来一个记者、警察或消防员。回家后，他们徒劳地看电视，自然一条与他们有关的新闻也没有。电视里播放的是一场关于攻克伊斯坦布尔的研讨会。他们终于不惜代价地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他爸爸像以往那样，不分左派右派，咒骂惹是生非、“从可怜的小贩手上抢夺面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

半夜，父子俩被街上奔跑的人发出的叫喊声和口号声惊醒了。他们不知道什么人在奔跑。爸爸检查了门闩，还把麦夫鲁特晚上复习功课用的瘸腿桌子抵在了门后。他们看见库尔泰佩的另一侧山腰上燃起一处火焰，火光直冲低矮、黑暗的云层，在夜空中形成一处奇怪的光亮；这边映照到街上的灯光，宛如风中摇曳的火焰，不时颤抖一下，与此同时，伴随着阴影，仿佛整个世界也在战栗。他们听到了枪声。麦夫鲁特又发现第二处起火的地方。“别靠窗户那么近。”爸爸说。

“爸爸，据说要被突袭的房子上做了标记，咱们出去看看吗？”麦夫鲁特问。

“咱们又不是阿拉维派！”

“也可能他们会标错。”麦夫鲁特说。他想到，人们经常看见自己和费尔哈特还有其他左派在一起。但他对爸爸隐瞒了自己的担忧。

在街道回归平静、叫喊声消失的一个间隙，他们开门出去看了一眼，没有标记。麦夫鲁特还想去四周的墙壁看看确认一下。“进来！”爸爸嚷道。他们在其中度过了很多年的这座白色一夜屋，半夜里看似一座橙色的幽灵之屋。父子俩关上门，直到凌晨枪声停止才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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