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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 啊呀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第1页）

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头几个月里，夜晚躺床上时特别在意远处传来的城市喧嚣。有时，他从噩梦中醒来，寂静里传来远处的狗吠，他知道爸爸还没回家，就把头藏进被窝里努力再睡着。那段时间的夜里，麦夫鲁特对狗极为恐惧，于是爸爸带他去了一个教长家。教长住在卡瑟姆帕夏一栋木房子里，给他念了经又吹了吹。麦夫鲁特多年后都还一直记得这件事。

一天，他在夜梦里看到，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副校长“骨骸”的脸，就像电塔上面表示“死亡”的骷髅头。爸爸拿着他的小学毕业证去学校注册时，麦夫鲁特认识了“骨骸”。麦夫鲁特夜晚一人在家做功课时，不敢把头从数学课本上抬起来，因为他绝不愿意和魔鬼的目光对视，他感到魔鬼正透过黑暗的窗户监视着自己。因此有时他甚至都不敢走去床上睡觉。

在苏莱曼的帮助下，麦夫鲁特认识了库尔泰佩、杜特泰佩以及其他山头上的一些街区，苏莱曼在一年时间里已经对这些地方了如指掌。他看见一些房子刚刚开工，一些房子的墙壁已经砌到一半，甚至还有许多一夜屋已经完工。多数完工的房子里只住着男人。最近五年里，从科尼亚、卡斯塔莫努、居米什哈内迁徙到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的大多数人，要么像麦夫鲁特的爸爸那样把老婆孩子留在村里；要么就是还没在村里结婚，没钱没工作的单身汉。在一些只有一个大开间的房子里住着六七个单身汉，当麦夫鲁透过敞开的房门，看见他们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休息时，就能感到四周那些好斗的野狗的存在，因为他觉得，野狗一定能嗅到从这些房子里散发出的浓重的呼吸、汗水和睡眠的气味。多数单身汉让麦夫鲁特感到惧怕，因为他们好斗、愠怒而且冷酷。

在山下的杜特泰佩市场里，就是日后成为公交车终点站的主街上，有一家被爸爸称为“骗子”的杂货店；一个出售水泥袋、破门、旧瓦、炉管、白口铁和塑料罩布的店家；一家让那些早上没在城里找到工作的男人来此打瞌睡消磨一天时间的昏暗咖啡馆。哈桑伯父也在通往山上的路半腰开了一家小杂货店。麦夫鲁特空闲时就去那里，和堂兄弟考尔库特和苏莱曼一起用旧报纸折纸袋。

苏莱曼：由于穆斯塔法叔叔的喜怒无常，麦夫鲁特在村里白白地耗费了一年时间，这样一来，在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他就比我低一年级。看见麦夫鲁特课间一人在操场，我就去找他，跟我这个对伊斯坦布尔人生地不熟的堂兄弟做伴。我们很爱麦夫鲁特，对他有别于对他爸爸。开学前的一天晚上，他和穆斯塔法叔叔一起来到我们家，麦夫鲁特一看见我妈妈，就带着对他妈妈和姐姐的思念拥抱了她。

“啊呀，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我妈妈搂着他说，“别怕，你看，我们一直在这里。”就像他妈妈那样，她亲吻了他的头发。“你说说看，在伊斯坦布尔，现在我是你的萨菲耶伯母，还是萨菲耶姨妈？”

我的妈妈既是麦夫鲁特伯父的妻子，也就是伯母；同时也是他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姨妈。夏天，在村里因为他爸爸和我爸爸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麦夫鲁特叫她“伯母”，但是冬天穆斯塔法叔叔在伊斯坦布尔时，带着对自己妈妈和姐姐的思念，麦夫鲁特叫她“姨妈”。

“你一直都是我的姨妈。”麦夫鲁特真诚地对我妈妈说。

“你爸不会生气吧！”我妈妈说。

“萨菲耶，你就给他点母爱吧。”穆斯塔法叔叔说，“他在这里没有妈，夜里老是哭。”

麦夫鲁特害羞了。

“我们去学校注册了。”穆斯塔法叔叔接着说道，“可是，书本要很多钱，还要一件校服。”

“你的学号是多少？”我哥考尔库特问。

“1019。”

我哥去了隔壁房间，从箱底找出我俩的旧校服。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撑了撑上面的褶子，像一个裁缝那样仔细地给麦夫鲁特穿上。

“这衣服很适合你1019号。”考尔库特说。

“就是，真棒，不需要买新校服了。”穆斯塔法叔叔说。

“有点大，但这样更好。”考尔库特哥哥说，“衣服小，打架不方便。”

“不，麦夫鲁特不是为了打架去上学的。”穆斯塔法叔叔说。

“当然如果他不打架还待得住的话，”考尔库特说，“有时驴脸疯子老师实在太气人，谁都没法控制自己。”

考尔库特：我对穆斯塔法叔叔说的“麦夫鲁特不会跟人打架”的话起了疑心，我觉得他在贬损我。三年前，我弃学了，那时我们住在穆斯塔法叔叔和我爸爸一起圈地盖起的房子里（现在麦夫鲁特他们住的地方）。为了让我自己断了重回学校的念头，离开学校前几天，我当着全班人的面，给了那个驴脸、自命不凡的化学老师费夫兹两耳光、三拳头，我给了他应得的教训。去年，他问我Pb

2（SO4）是什么，我回答说是“鞋子”，他当着全班人的面嘲笑侮辱了我，还让我不及格，所以他早就该挨揍了。对于一个你能在课堂上打老师的学校—无论它的名字里是否带着阿塔图尔克—我对它的敬意都荡然无存。

苏莱曼：“校服左边口袋的内衬里有一个洞，但千万别把它缝上。”我对麦夫鲁特说，“考试的时候你可以把抄了答案的纸藏在里面。但这校服的优点，倒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我们晚上卖钵扎时才体现出来。半夜三更的，看见在寒冷的街上穿着校服叫卖的孩子，谁都会于心不忍。他们一边问‘孩子，你在上学吗？’一边往你的口袋里塞巧克力、毛袜子和钱。回家后你把校服翻转过来，拿出里面的东西。你千万不能说我弃学了，你要说将来我要当医生。”

“麦夫鲁特当然不会弃学！”他爸爸说，“麦夫鲁特将来真的要当医生，对吧？”

麦夫鲁特也知道他们的关爱里夹杂着同情，所以高兴不起来。他发现，伯父他们住的房子比他和爸爸住的一夜屋更加整洁亮堂。去年他们搬去的在杜特泰佩的房子，是在他爸爸的帮助下盖起来的。在村里坐在地桌上吃饭的伯父和伯母，现在用上了铺着印花尼龙桌布的餐桌；地面砌上了石块，不再是泥土；家里飘溢着古龙水的香味；熨烫过的窗帘一尘不染。这一切给了麦夫鲁特一种想要属于那里的愿望。伯父家现在就有三个房间，他们卖掉了村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牛、小院子和家，举家从农村迁徙过来。麦夫鲁特清楚地看到，阿克塔什一家人将在这里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他父亲还没能成功做到这点，也没表现出这种意愿，麦夫鲁特由此感到气恼和羞愧。

穆斯塔法：我时常警告麦夫鲁特说，我知道你偷偷去你的伯父家，去他的杂货店里折纸袋，坐在他们的餐桌上吃饭，和苏莱曼一起玩耍。但不要忘记，他们亏欠了我们。儿子不和他爸爸，而和那些骗了他爸并想抢走他手里面包的骗子站在一边，这让人多痛心啊！你也别因为他们给了你那件校服而抬不起头，那是你应得的！你别忘记，他们明目张胆地从你爸爸的手里抢走了他们一起圈下的地皮，如果你还和这样的人这么亲热，他们就自然不会尊重你。麦夫鲁特，你明白吗？

六年前，也就是1960年5月27日的军事政变后三年，麦夫鲁特还在村里上小学时，他的爸爸和哈桑伯父为了挣钱谋生去了伊斯坦布尔。一开始，他们在杜特泰佩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两年，房租涨价后他们就从那里搬了出去，在对面的库尔泰佩，用他们自己的双手运来煤渣砖、水泥和白口铁，盖起了现在麦夫鲁特和他爸爸住的这个房子。兄弟俩刚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非常和睦，他们一起学会了叫卖酸奶的诀窍，一开始两个大男人—就像后来他们笑着讲述的那样—一起上街叫卖酸奶。后来，为了扩大销路，他俩分头去不同的街区，但是为了避免彼此间因挣钱的多少而产生嫉妒，他们就把每天的收入合在一起。这种天然的亲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兄弟俩在村里娶了一对亲姐妹。麦夫鲁特总是记得，妈妈和姨妈在村里拿到汇款单时开心的样子。那些年，他爸爸和哈桑伯父周日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园、海边、茶馆坐着打瞌睡消磨时光，每周两个早上用同一把剃须刀刮胡子，夏初他们回家时给老婆孩子带回同样的礼物。

兄弟俩1965年搬进了他们在库尔泰佩盖起的一夜屋。随后，哈桑伯父的大儿子考尔库特也去了伊斯坦布尔，他们三人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又各圈下了一块地皮。借助于1965年大选之前的宽容氛围和“大选后正义党将颁布建筑赦免令”的传闻，他们准备在杜特泰佩的那块地皮上再建一所房子。

那时，就像在库尔泰佩一样，在杜特泰佩也没人持有地契。在一块空地上盖房子的有魄力的人，在家的四周种上几棵杨树和柳树，再在划分边界的院墙上放上几块石头，然后去区长那里给点钱，就可以拿回一张纸，纸上写着那块地皮上的房子是他们造的、树是他们种的。就像地契地籍局颁发的真地契那样，纸上还有区长用尺子亲手绘制的原始草图。区长还会在草图上用幼稚的笔迹做一些标注，诸如旁边是谁家的地皮，下面是谁家的房子、饮水池、院墙（很多时候院墙的地方只有一两块石头）、杨树。如果你再给他多塞一点钱，那么区长还会加上一些夸大地皮虚幻边界的词语，然后在纸的下角盖上他的图章。

然而，地皮是属于国库或者森林管理局的，因此从区长那里拿来的那张纸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可以随时拆除没有地契的房子。一些住在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里的人，头几夜常常会做房子被拆的噩梦。但是区长给的那张纸会在每十年的某一天彰显出它的重要性，因为每十年的大选期间，国家是依照区长写的那张纸给一夜屋颁发地契的。另外，从区长那里拿到纸的人还可以出卖那块地皮。在大量无业又无家的人纷纷从安纳托利亚涌向城市的时期，区长写的那些纸的身价陡涨，越来越贵的地皮被快速分割后细分。伴随着移民潮，区长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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