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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1页）

金沙萨，1981年雨季

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小心啊，”我就逗他，“说不定有本书是写你的呢。”

“哦，那太可怕了！那应该是一本讲述我童年罪过的全史吧。”

他觉得晚上睡觉简直是玩忽职守，因为那得浪费掉读多少本书的时间哪！他在开口说英语方面仍旧有点含蓄，比如，他就不愿说床单这个词，因为就他听来，和屎区别不清。①但他读起书来那股狼吞虎咽的劲头，我确实从未见过。我开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达那时正在医学院里读书，读得很不错，所以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常常能见到母亲，几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对我们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来爬去，像只猫似的趴在她的膝头打盹儿。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马丁出生后为了休养身体，因为我得了极严重的贫血症，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射疫苗。母亲筹钱让我们飞了回来。那次只有我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想多吃一点那些精致的美食，也给母亲提供一次机会，让她好好了解一下她仅有的几个外孙。她领我们去了海边，来到了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处大风肆虐的沙岛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那里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种花草，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疯跑，我却开始想家了，因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鱼市场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难以衡量的无尽空虚，朝着阿纳托尔，朝着我留在身后的非洲种种，凝神远望。

为这种事抱怨确实很可笑，但美国大多数地方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气味。我以前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抵达后好几个星期，我老是会去揉眼睛，觉得视力变差了，又或许是听力不行了，但其实，离我而去的是嗅觉。甚至在杂货店里，在过道上被琳琅满目的食品包围着，置身于就算在刚果待上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如此多东西堆成的层层货架中间，空气里却毫无气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虚。我跟阿纳托尔说了这事，他当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空气是空白的。”我说，“甚至闻不出身边东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凑过去使劲嗅。”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正腔圆地大声说话，仿佛面前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这是种侮辱。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本质上也是如此，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为民主，何为人权——这些大二学生简直无礼透顶！晚上，阿纳托尔将这些事说给我听时，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却愤怒地骂骂咧咧，又是扔枕头，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学生公寓里那张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家乡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们都视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远远地，他们就会对我们怒目而视，认为我们都是祸根。混血夫妇是他们早就听说过并且痛恨的祸根，而那几个杂种孩子，就是我们有罪的绝佳展示。再走近些，他们就会直直地瞪着阿纳托尔，脸上的轻蔑让位给赤裸裸的震惊。他那武士般的脸膛和雕工精细的刻痕中蕴含的优雅，对他们来说陌生得犹如林加拉语。他们难以理解他。即便我母亲的朋友们真的在努力，他们也从来不打听阿纳托尔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会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压着嗓子问：“他的脸怎么啦？”

阿纳托尔声称别人瞪着他并未让他不舒服，他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做个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阿纳托尔在他的国家，对欣赏他的才华和荣誉的人而言，算是出众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在想，我毁了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一生，让她落在我后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没法再把丈夫和儿子拽入那种生活，那样的生活只会让他们的美在黑暗中盛开又凋亡。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说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

但那晚也许是我们睡在一块儿的最后机会了。天刚放亮，蓝盔②就来砰砰砰地敲门。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伊丽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一丝不苟地裹缠腰布，四个男人猛地就冲了进来，把她掀到了墙边。只有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双硕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带上的枪。

阿纳托尔很平静，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却透着绝望。他提到了几个人名，让我马上去找他们，说是能帮我们安顿下来，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一个地址，似乎得打乱顺序读。

“孩子们……”我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完这句话。

“孩子们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长木板③。”

“他们是非洲人，永远是。你知道的。”

“贝埃内，要对自己好点。”

他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对自己好点。活着，这项人人都要坚持下去的事业，现在残酷得难以想象。

至少，我还知道他在哪儿，伊丽莎白说这是件幸事。我没法同意她。他们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维尔，距利奥波德维尔南部约有一百公里，去往那里的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近获得外援后刚刚重新铺设：监狱显然就有这么重要。我不得不奔走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打听消息。我像只顺服的狗一样带着各种半透明的纸条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总算见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后靠着，靴子翘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他吃了一惊，摸不准是该恭敬还是蔑视，于是就在这两种态度间不停切换。他告诉我，我丈夫会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为止，时间为六个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国，也就是说反对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应是终身监禁，不过也有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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