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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1页）

瓦莱莉的父亲找了关系才让我保住了工作。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被算成病假和带薪假期，所以我跑到赌城鬼混了一个月居然还有钱拿。但当我回去时，我的上司——那位陆军正规军少将——有些不爽。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公务员系统里，既没有野心也不在乎偶尔被羞辱的话，你的上司就拿你毫无办法。

我的工作是陆军预备役部队的普通六级行政助理。这些部队每周只集训一次，所以我负责分配给我的三个小队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活儿很容易，我一共要负责六百个人，出他们的工资单，用油印机印刷他们的指导手册，所有这些烂事。我还得复查预备役人事处针对这些小队的行政工作。他们负责编写会议的晨间报告、发出升职命令、安排任务。所有这些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麻烦，只有这些小队去夏季训练营的两周我会很忙。

我们的办公室很和睦，还有另一个平民在这里工作，他叫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也是个行政人员，负责一个预备役部队。弗兰克用完美的逻辑说服了我犯罪。我跟他一起工作两年，却一直不知道他在接受贿赂，直到从赌城回来后我才发现。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一块大肥肉。一周只来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你就能得到一整天的薪水，军官能拿到超过二十美元，一个服役时间长的高等士兵能拿到十美元，还有权领取退休金。在那两个小时里，你只需要听指令或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大多数平民行政人员都加入了陆军预备役，除了我。我的魔法帽占卜出了个极罕见的可能性：也许还会有另一场战争，而预备役将会是第一批被征召入正规军中的。

人人都觉得我疯了，弗兰克?阿尔柯求我加入。二战时我当了三年列兵，但他告诉我，基于我当陆军分队行政人员的平民经历，他能让我升职成为军士长。那样我会很开心——完成我的爱国职责，赚到双倍的钱。但我痛恨又得服从军令——即使每周只有两小时，再加上夏天的两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得听从上级的指导，但军令和指导的区别太大了。

每次我看到报纸赞扬我们祖国那训练有素的预备役时，我都会摇头。超过一百万的男人们都在鬼混。我好奇他们为什么还没取缔这整件事。但很多小镇都靠陆军预备役的工资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很多在州立法会和议会中的政客都是级别非常高的预备役军官，靠这个赚了不少钱。

然后，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虽然只短暂地改变了一段时间，但它在经济和心理上都令我的人生变得更好。我成了一个罪犯，多谢美国的军事结构。

在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不久，美国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参加刚通过立法的六个月现役项目，就会让他们赚到一年半的自由。一个达到征兵条件的年轻人只要进入陆军预备役现役项目，在美国完成六个月的正规军任务，那之后，他在陆军预备役里再待上五年半就够了，那五年半里只需要每周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加上在夏令营里服两周现役。如果他被征召，就得服整整两年的现役，说不定还得去朝鲜。

但陆军预备役的名额只有那么多，每个名额都有上百个孩子申请，华盛顿那边又有高效的限额体系。我负责的小队每月有三十个名额，先到先得。

最终，我手上的名单有将近一千个名字，我一丝不苟地控制着名单，非常公平。我的上司们——那个正规军少将和一个负责所有小队的预备役中校——拥有官方的权威。有时他们会把一些人调到名单前面。当他们叫我这么做时，我从不抗议。我干吗要在乎？我正在写书，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只是为了拿到工资。

事态变得紧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古巴和越南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一定是非常不对劲我才会注意到，因为我对我的工作和周遭环境完全不感兴趣。

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公务员等级一样，大家各自工作，他有他的小队，我有我的。我们赚一样的钱，大概每周一百美金。但他是自己预备役小队的军士长，所以每年多赚一千块。尽管如此，他却开着一辆新别克来上班，它停在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那里每天要花三块钱停车费。他下注赌所有的球类运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知道那要花多少钱，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他眨了眨眼，说自己特别会挑球队。他要把庄家弄破产了。赌博是我的专长，他说的这些我很熟——所以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有一天，他带我去第九大道一间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梅林，你每个月为自己的小队招多少人？华盛顿给你几个名额？”

“上个月是三十，”我说，“从二十五到四十不等，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这些征召名额很值钱，”弗兰克说，“你可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答话，他继续。“每个月让我用你五个名额，”他说，“我每个名额给你一百块。”

我没有动心。每月五百美元会让我的收入翻番，但我摇摇头叫他忘了这事儿。我就是这么有自尊。在我成年后的人生中，我还从未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变成普通的受贿者完全是自降其格。不管怎样，我都是个艺术家，一个苦苦等待出名的伟大小说家。不诚实就意味着变成坏人，那样就会弄脏我自恋的自我形象。我妻子和孩子们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也无所谓，我得晚上再打一份工才能糊口也无所谓。我是个正在诞生的英雄。但孩子们要花钱参加陆军这一点让我很不自在。

弗兰克没有放弃。“你什么风险都不用冒，”他说，“那些名单可以伪造，没人有全部名单。你不用从那些孩子手上拿钱，也不用谈交易。那些都我来做，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征召他们，钱就从我手上转到你手上了。”

如果他给我一百，他肯定能拿到两百。他自己征召的名额有十五个，按照两百一个人算，他一周能赚三千块。我没意识到的是，他自己不可能用掉全部名额——他队里的那些军官还有人要照顾，政治上的上级、众议员们、联邦参议员们都把孩子送过来以避免服现役。他们从弗兰克嘴边夺食，他为此很是气愤。每个月他只能卖五个名额。但每个月有一千块，还不用交税！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人们能找出很多借口来变成骗子。我有某种自我形象，我是高尚的，永远不会撒谎或欺骗同胞，也永远不会为了钱坑蒙拐骗。我以为自己就跟我哥哥亚蒂一样。亚蒂是骨子里的诚实，他不可能变坏。他曾跟我讲过工作上所受的压力。作为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化学工程师，他负责检测新药，因此权力极大。他收入不错，但测试时他把许多其他检测员通过了的药品判为不合格。然后，大药厂的人找上他，告诉他他们有可以让他赚到大钱的职位，只要他能稍微通融一点，就能爬上更高的位置。亚蒂没理睬他们。最终，他否决过的一种药被他的上司批准，一年后那种药被召回并禁止再用，因为它有毒，有些病人甚至因此而死。整件事被报纸曝光，亚蒂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甚至还被提升到最高公务员级别。但有人告诉他，他再也别想升职了，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一机构的领导者，因为他缺乏对这一工作政治必要性的理解。他不在乎，我为他自豪。

我想高尚地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很为自己的现实主义骄傲，所以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到完美，但当我做了什么差劲的事时，我并不会首肯它或自我欺骗。通常，我不会再做同样的差劲事。但我仍会对自己失望，因为人可能做出的差劲事千奇百怪，所以我的行为常会让自己都很意外。

现在，我得让自己接受变成骗子这一点。我想成为高尚的人，只是因为我讲真话比说谎更舒服，无辜比有罪更让我放心。我已经想过了，这只是一个实用的而非浪漫的欲望。如果我当骗子和小偷更舒服，我也会那么做。所以我才会如此容忍那些做这种事的人。这是他们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道德选择。我宣称道德与这毫不相关，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本质上，我仍认为善良和邪恶是价值判断。

如果要说实话，我总是在跟其他人竞争。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更好的人。当其他人为了钱不顾一切时，我会满意于自己不因金钱而贪婪。蔑视荣光，对女人诚实，选择做个无罪之人。不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几乎在所有事情上相信他们，那样会让我快乐。事实是，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高尚是一回事，鲁莽是另一回事。

一句话，我宁愿被背叛，也不愿背叛别人；我宁愿被欺骗，也不愿欺骗别人；只要我自己不是骗子，被人骗我也会开心接受；我宁愿被坑，也不愿成为坑人专家。我明白，这是我自己穿上的铠甲，并不真的值得尊敬。如果这个世界不能让我觉得愧疚，它就无法伤害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很不错，其他人看不起我又如何？当然，这不是总行得通。铠甲上有裂缝，我这么多年来也犯过几次错误。

但是，但是，我感到，即使这个——虽然听上去如此自豪又正直——从某种搞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最低等的狡猾。我的道德感根基于一座冰冷的石基。很简单，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令我渴望到会腐蚀自己。我唯一想做的是创造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声名、金钱或权力——至少那时我是这么以为的。简单说来，就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啊！在青春期时，我被罪恶感和毫无价值困扰着，我不抱任何希望地对抗着这个世界，却跌跌撞撞地碰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给了我力量，让我看到了所有人都拥有的脆弱的美——无论他们的外在看起来有多卑鄙。我永远都记得终于要放弃那本书的那天，把它还回孤儿院的图书馆，然后走进秋日的柠檬色阳光中。我感受到了某种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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