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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陆逊之手。所以，陈寿禁不住称赞道：“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战的实践充分证明，陆逊作为三国时代超一流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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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5）

以国力而论，吴、蜀二国相差无几，故陆逊打败蜀国，取得荆州、夷陵之战的胜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对付曹魏，孙吴则明显以弱抗强。曹魏大臣刘晔在分析三国鼎立的形势时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国（指曹魏）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诚然，刘晔之辞有夸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综合国力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夫之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证之于史，船山先生所言极是，吴国虽小，但与“势强”之曹魏、“义正”之蜀汉“角立”，从来就不落“下风”，其原因乃“吴有人焉”，孙吴“英杰”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赤壁之战周瑜大破曹操，孙权在江东的基业得到了巩固。接着，吕蒙又夺取了荆州，孙吴的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大。但迫于“魏之势强，蜀汉之义正”，孙权迟迟不敢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刘备崩逝后，孙权仍未即九五之尊。孙权在等待时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陆逊却若无其事地安排将士们在营中耕地种豆，弈棋射箭。诸葛瑾不解其故，前来询问，陆逊答道：“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于是，他下令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襄阳，魏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因他们“素惮陆逊”，遂紧闭城门，不敢迎战。陆逊“徐整部伍，张拓形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毫发无损地率全军安全撤退回国。这与诸葛亮五丈原病逝后退军，司马懿因“畏蜀如虎”，不敢前往追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其相似乃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6）

三国时期，吴之陆逊、蜀之诸葛亮，皆为超世之杰。作为超级大国的曹魏虽然兵多将广，三分天下占有其二，但也奈何不了吴、蜀两个小国。当魏文帝初即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

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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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7）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笔者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这更使孙权愤愤不平。反观陆逊此疏则文辞委婉、贴切，条分缕析，言之有理。陆逊在疏中言道：“公孙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抗拒王师”，实在可恶。所以使得“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危而涉不测。陛下以神武之姿，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所以幺麽小丑公孙渊自然不是您的对手。然而，吴国总的战略目标是“荡平华夏，总一大遒，欲图四海，统一天下者”，不“怀细以害大”，当前东吴的大敌是北方的曹魏，“陛下乘桴远征，必致（曹魏）窥觎，若有不测，悔之无及”。陆逊又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打败曹魏，克复中原，区区公孙渊则可“不讨自服”，何必要“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所以他恳请孙权“忍小忿，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的这一番话，从东吴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着手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在情在理，孙权深为之折服，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由此放弃御驾亲征辽东的想法。对陆逊的这道疏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陆逊向孙权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认为“陆逊关心的是‘江东万安之本业’，而批评孙权的行为是破坏这一局面”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1）。。我认为这一评述不太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作为江东政权一国之君的孙权和“江东万安之本业”并无任何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他在盛怒之下才不顾一切地下令亲征辽东。而陆逊的规谏也是委婉而诚恳的，是在尽一个三军统帅的职责。在疏议中，陆逊还有不少吹捧孙权的话，如说孙权是“神武之姿，圣化所绥，万里草偃”等等。同①。实际上，陆逊规谏君主的措辞是很讲究艺术性的，这正是他比张昭等大臣高明的地方。平心而论，陆逊的疏文并无任何尖锐批评孙权的措辞，所以才为“孙权用纳焉”。

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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