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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大疾病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存活率。否则，就同一般的死亡保险几乎没有区别。设计重疾险的基本原则包括生存给付，身患重大疾病，同时需要花费大量费用等。

但是，生存给付和重大疾病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海外市场选择重疾极为小心。日本重疾险一般只承保3种大病（癌症、中风和急性心脏病），最多也只增至五种（增加糖尿病和肾透析），而台湾地区市场最初只承保7种大病，后来增至15种左右。

显然，这和国内动辄承保二三十种，甚至40种大病的做法相去甚远。

内地市场的重疾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一的癌症保险；第二阶段承保7种重大疾病；第三阶段是增至20种以上。

承保疾病迅速增加，既有市场需求因素，更有市场竞争因素，保险公司都希望制造一些营销的噱头。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需要不断增加重疾的种类，因此制造营销卖点；但是，同样因为市场竞争，保险公司又不能大幅提高保费。

两难之下，保险公司只能借助非常之法。

第一种为拆病法，把一大类疾病细分，分裂出多种疾病。表面上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保费可以不增加。

第二种为引入发病率小的怪病。例如有保险公司承保象皮病。象皮病学名淋巴丝虫病，是一种由丝虫引起的亚热带慢性人体寄生虫病。对于多数国土位于亚热带之外的我国而言，象皮病的发病率很低。这样，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但是保费只会少许增加。

第三种为引入死亡率高的绝症，或者其他保险保障的风险。例如失明，失明是全残的一种，定期寿险中也承保该风险。尽管疾病数量增加了，但是一般而言，类似条件下，定期寿险（承保死亡和全残）的费率小于重疾险，因此增加的费率也不多。

从字面上看，保险公司确实扩大了保障的范围，但是投保人真正所能享有的保障权益并没有实质上的提高。例如，有保险条款规定承保I型糖尿病（胰岛素依赖性）。临床经验表明，患此种疾病多数是少儿，成人基本上不会。成人一般患Ⅱ型糖尿病，但是Ⅱ型糖尿病不在条款之内。

承保疾病数量的超速增加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增加了代理人向客户解释的难度，影响营销成效。二是增加病种实际上是在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华而不实的“空壳条款”，则成了投保人质疑的软肋。

此次友邦保险的遭遇即是一例。

诉讼一直延续几月，最后以“私了”告终——原告代理律师于4月3日向法院撤销了起诉，开庭前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但是，友邦的重疾险究竟是不是“保死不保生”呢？

根据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的理赔数据，2005年1～10月份，友邦重大疾病保险赔付336万元左右。其中，癌症（直肠癌、肺癌、宫颈癌、胃癌、乳癌、肝癌、甲状腺癌、鼻咽癌等）及心脏类疾病等，发病率较高疾病的赔付位居前列。

另外，300多万的理赔中，7％左右的赔付是身故赔付，其余是在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时给出的。

这成为唯一可信的重疾险理赔数据。

而根据中国卫生部2005年6月发布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癌症、心脏疾病、中风等仍然是对我国人群威胁较大的疾病，因此承保这些疾病的大病保险有可取之处。

不过，重疾险风波已经远不是友邦一家公司的问题。

最后，保监会和保险行业协会都不得不出面为重疾险“正名”，并于2006年4月启动了重疾险行业标准定义的制定工作。7月，保险行业协会初步完成了26种重大疾病的标准定义，并根据行业理赔经验初步选出影响最大的7～10种重大疾病，确定为重疾险产品必须包含的“核心疾病”。

大半年之后，2007年4月3日最终出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对25种最常见疾病的定义有了统一标准。重疾险须包括6种疾病：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此次定规之后，中国成为继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后，第四个制定并使用行业统一重疾定义的国家。

世纪博弈：争夺广发

2006年，为争夺广发银行，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平安展开了明争暗斗，演绎了一出金融业的世纪资本战争。

广发银行宛如一座有瑕疵的中国青花瓷瓶。

这家1988年9月成立，中国最早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其真正的“大老板”为广东省政府。截至2004年年底，广东发展银行总资产3445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00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157亿元。

但是，该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只有不到3％，而不良资产率却接近20％。中国由地方政府控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多数未能摆脱地方之习气，几乎都走进了类似广发银行的困境。

1995年以前，广发银行一直实行多级法人制，总行对各分支行控制力微弱，各市县财政和专业银行在各地分支机构掌有大权，在某些地方，广发银行一度充当“二财政”的角色。

1996年10月，广发银行从央行手中收购破产的中银信托，实际背负了40亿元的债务。作为回报，承担“试验”的广发银行，则获得由地区性银银行扩张为全国性银行的机会。

但是，形式的扩张并没有改变银行粗放经营的做派。最终巨额的不良资产将广发逼到绝境，同时也迎来重大的转机。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5周年，标志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将结束。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开放，大限将至，外资巨鳄们摩拳擦掌。不缺资本、不缺技术，但是唯有网点尚是木桶的短板。

截至2006年9月末，广东发展银行在全国共设立27家直属机构、502家营业网点，其中广东省内营业网点339家，初步形成了全国性、城市化大商业银行的格局。

这对外资来说是致命的诱惑。

而且外资参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三大行重组，以及汇丰参股交通银行后获得暴利的神话，也激励着外资们奋勇争先。

除了外资，经历20年的金融发展之后，国内亦诞生了一家能够收购广发银行的本土金融机构——中国平安。其时的平安正在构建银行支柱的路上衔枚急进。2005年7月5日，平安银行总部7月5日正式落户上海，其中平安持股比例达到73％，汇丰持股27％。

而随着平安银行的挂牌，平安集团成为继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之后的第三家具有证券、保险、银行、信托等多张金融牌照的大型“金融航母”，平安集团也成为国内首家以保险为主业的跨行业金融控股集团。

梦想虽然伟大，但是此时平安的银行战略是跛行的，而平安银行像一个头大身小、发育不良的“大头娃娃”。

2007年8月，平安集团从全球重金礼聘了“豪华”的高管团队，其中至少500万以上的薪酬让业界大开眼界。豪华团队中既有花旗老将理查德·杰克逊，以及同样花旗出身的Ali　Broker（深圳平安银行财务总监）；还有林小燕（曾担任浦发银行个人银行市场企划部总经理）、方乃贞之类的国际金融专才；更有来自招商银行的常务副行长的陈伟，来自老平安银行的常务副行长冯杰（原为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来自华夏银行的副行长叶望春（曾任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总经理），来自平安集团的副行长谢永林，来自中信银行的副行长雷志卫等的本土金融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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