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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她虽然作出了牺牲，但很快就得到了好报：1972年2月入了党，1975年10月进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婚后，她在内蒙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当上锡林格勒副市长、省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最后她离开内蒙回到北京在财政部监察司工作。《红旗》1978年第3期，页86；顾洪章等，《大事记》，页81…82；石翔编，《中国高干子女风云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页107…121；张永平编，《中国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1999，页39…40。＇

当局为挑选新旧模范也伤透了脑筋，也注意选上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模范，这些青年虽2然在当时犯了些错误，但毕竟没有实际参加他们的师父的“阴谋”＇　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4版。＇。实际上，1970年代被选上当模范的知青在四人帮垮台后都有比较棘手的麻烦＇　有关这些知青模范的命运，主要见刘小萌，前引，页702…714。上述大部分资料是从该书摘取的。＇。有些被看作是“帮派体制的重要分子”或者“新生的反革命”。付出最沉重代价的是张铁生＇　关于这些模范的光荣岁月，见本书，页128…142。＇。1976年他就被逮捕审查，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他的“罪行”＇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0日第一版。＇。从此，他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批判四人帮的文件中。他的生父问题给捅了出来，为的是说明他的堕落是有阶级根源的。1983年3月判了他15年徒刑，自逮捕之日起算，他服满了整个刑期。1991年刑满出狱，在一个饲料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辽宁省的其他知青模范中，吴献忠、刘吉亚和柴春泽都被检举并被逮捕。吴献忠被关押在一个条件非常恶劣的牢房里，出狱时几乎全身瘫痪，幸亏最后她能找到一份工作，还结了婚。柴春泽的运气稍微好一点儿，得到宽大处理，在1979年12月无罪释放。后来，他还恢复了党籍，被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录取为大学生，毕业后就被该校招聘。在中国的另一端，在昆明，1977年3月1日朱克家也被揪了出来，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判，当场被捕关押。度过了几年牢狱生活，释放出来后在云南沾益县的洪恩煤矿工作，还娶了当地一位老师为妻＇　刘小萌，前引，页704…705。＇。在其他的知青模范中，曾经身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蔡立坚1978年被捕，被定罪为反革命＇　1984年平反。关于蔡立坚的资料，见肖复兴，《绝唱老三届》，页3…18；姜昆主编《中国知青回忆录》第2册，页688…695。＇。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薛喜梅曾抱怨当年成了“瘟神”＇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第四版。尽管有政治压力要把她赶出大学，薛喜梅最后还是成功地获取农学高级文凭。1998年她当上河南农学院科学技术信息部的主任；见晓剑、郭小东，《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页96及255。＇，不过她很快就重返自己的角色，重获威望，因为1979年8月全国大会第34名被邀请的知青模范就是她。四人帮崩溃，连文革前的一些模范也受到牵连。像侯隽，1976年进入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3个月后就丢了官，还被指控跟四人帮勾结，被平反解放后，就给送回宝坻县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于董加耕，则遭了两次难：1970年代初期他被控为“516分子”而被关押蹲了3年监狱，后来经周恩来干预才被释放了出来。之后他获得多项公职：三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他是重要负责人）。而该筹备组的组长是四人帮的亲信谢静宜，董因此又再一次身陷囹圄。1977年秋获得释放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农村。

除了张铁生，为模范称号付出最高代价的要数以知青之父闻名的李庆霖，他敢于给毛写信反映知青的困难，还揭发下乡运动的不公平及干部的特殊化。由于有毛的撑腰，3年之间李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升＇　见本书，页117，注91。＇。

然而，他在1977年初被逮捕了，11月14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接受了猛烈的批判，指责他“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1979年初对他的判决书指控他与四人帮的关系，尤其是他举报了县里、区里和省里的干部。很明显，李的信件给这些人找了那么多麻烦，他们决不会饶恕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判他无期徒刑。当政治气氛有了变化，他的刑期就改为10年，后来又改为8年。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常而起伏不定。有些后来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了反思。王冬梅就是一例。她是旅大的知识青年，当年她说服了100多位青年和她一起去到偏僻的大草原安家落户，1974年当选为模范＇　辽宁省很多城市的知青都是敲锣打鼓地被送到昭盟这个穷地方。1978年他们全部返回了原居地，因为当局发现这些青年根本做不到自给自足，又没有用，然而相关城市每年得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平均付出1000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级干部的工资收入。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60。＇。在一篇以“被埋葬的青春梦”为题的文章里，她谈到知青典型人物的“代价问题”。为了符合知青典型的“光辉形象”，她其实成了一种强迫压抑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总是被逼着去扮演某个角色。梦想上大学，但她必须放弃所有的机会；想到要在这个落后的“洞穴”里过一辈子，并嫁给一个牧民，她心里就苦恼万分，但她强迫自己留在这个地方，以为自己是个“悲剧的勇士”。17岁当选为模范，20岁被逮捕，两年后，1979年，获释。那时她明白到自己不过是个“政治道具”。现在她是记者了，别人都说：“无悔青春”，而她却说：“痛悔万分”＇　刘小萌，前引，页713…714。＇。

1979年底，宣传部门依旧不遗余力地介绍各类模范，像一位长期失业的女青年于1956年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而另一位知青由于他在研究消灭白蚁上的成功，24岁就当上了某个林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6日第4版及1979年12月18日第4版。＇。在12月底的最后3天，《人民日报》连续登载了一篇文学报道式的长文，是表彰吉林知青赵军翔的事迹，1964年当赵高考完全有希望成功之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自愿插队到市郊的一个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8、29及30日。＇。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最后还为一名应邀出席8月全国大会的充满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模范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介绍。然而，这不过是下乡运动所能点燃的最后几把火。当局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剧地往下滑，该年回城知青及下放知青的人数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知青在1979年是像逃离地狱般地以惊人的速度于纷纷乱乱之中返回城市的。他们或者采用“顶替”父或母的方式，或者请求病退困退。由于知青及家长双方共同施加压力，这两种申请的批核都很宽松。这种速度大大超过了官方的预测（虽然预测与前几年相比已经相当大胆）。河北省政府在国营与集体单位为知青预留了6万个职位，但到6月底就已经有10万8千名知青列入了招募名单＇　《河北省志…劳动志》，页112。＇。从全国来看，大约有400万知青在1979年被接受重新迁入原居城市。1978年250万回城青年中的一大部分是在年底才离开农村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一次与1968年底到1970年初的从城市往乡下的人口移动很相似，但是朝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口迁徙潮。十年后的这一大浪潮所涉及人数甚至会略高于前一次＇　山西省的统计显示，在1979年知青点的数量比知青还要多，也许那股迁徙潮流的飞快速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知青当时成群结队，什么都顾不上，抢在第一时间离开农村，以至于关闭知青点的工作都无法跟上那个速度。见《山西通志…经济管理志…劳动篇》，页51。＇。大约500万知青在这个时期离开了农村，而在1978年底到1980年初这一时期，有差不多600万青年回了城＇　见本书，页192，图表2及3。＇。在上海，虽然市政府尽了力，还是有大约40万知青在1978到1979年间回来了，这数字相当于1968到1977年间下乡知青总人数的37％＇　《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页32。＇。

相反，下乡的人数远远低于预先的估计。前面谈过，本来预计遣送80万下乡＇　新华社讯1979年8月17日，刊于FIBS，1979年8月21日。＇。11月甚至公布最理想的数字是100万，因为当年中学毕业生人数为300多万，而可提供的城市工作职位数量大约为200多万＇　新华社讯1979年11月2日，刊于FIBS，1979年11月7日。＇。政府当局当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夏天之后的动员所得到的实际结果的数据，不过省一级的有足够说服力的数字倒是公布出来了。比如在辽宁，本来决定要比往年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搞好动员＇　见本章注129。＇，结果到了10月份只送走了1万7千名知青，而在下乡人数已骤降的1978年同时期是3万名＇　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1979年10月25日。另外，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16日，刊于S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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