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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她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么？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的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的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他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握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的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反右斗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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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长思，思绪有些紊乱。一九五七年，虽然国家连续遭受了几十年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民经济总值几乎是直线上升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成功的政党。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威望很高，人们不仅把他视为自己的英明领袖，而且把他比作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帝”（中国在刚刚摆脱封建皇帝制统治几乎同时即陷入了战乱中——连续遭到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党同伐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十多年战争的损害，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国家主席就是“皇帝”。）因此，《东方红》唱响了全中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外交等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党派支持、信赖共产党，举国上下信赖、歌颂共产党。特别对毛泽东主席，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共产党的化身、共产党的灵魂，有些人把他比作神，是菩萨，不，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四分五裂的华夏人民，出现了空前的统一，空前的团结！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正如《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执政过程中感到：“党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开门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新路’。”人们都以为这是执政党谦虚谨慎、集思广益的明智之举，是又一个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战略措施。大家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双百”运动中去。尽管一九五五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杨案件”惊天动地、震惊中外，余恐未尽——（该案是建国以来惊天大案——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扑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___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扑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3人，他们是胡风、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另一起是同时发生在北京的“潘杨案件”——1955年4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驻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潘汉年拿起电话。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侯，，请你赶快下来一下。”在党的会议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根据*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便衣们立刻给这位*八大的代表戴上了铮亮的手铐。——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传奇色彩地失踪了。——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少妇。丈夫的突然失踪使她如五雷轰顶，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工作的“大小姐”，便为潘汉年的事情四处奔波。谁知不久，她就被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扑”。——在潘汉年被扑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扑，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扑的潘汉年一同关押。——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以轰动的“潘杨案件”。——这个莫名的“案件”在*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以上文字摘引自法官王文正口述，作家沈国凡采写编纂的《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第5页和第11页）但是，鉴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派遣特务的憎恨，也鉴于对新中国建设的寄托和向往，更鉴于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无限信赖，对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深信无疑。大家一股脑儿地参与到帮党整风的运动中来，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去。谁也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地去怀疑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在各级组织的组织领导安排和动员下，大家满怀热情地、善意地、畅所欲言地给各自相关领导提出意见、建议，以至对各自相关的行业、部门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等提出批评和建议。遗憾地是，谁也不会料到，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正在大家热烈讨论发言的时候，突然会议主持人宣布休会。又过了半个月，下次开会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某某、某某的发言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被定为“右派分子”，号召大家批判斗争。参会人虽然惊愕，但相信组织上的定性，于是，帮助党整风的会议变成了反右斗争的誓师大会。对“右派们的言论”不分其对党的好意恶意，不分其对国家有利无利，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加以拒绝，统统加以批判。特别是其中有关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竟也当做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加以摈斥，弃若敝屣，这是十分武断，十分令人寒心的。开始，“右派分子”还是坐在那里接受批判，后来因为其想不通被弄到讲台上，低头站着接受批判。再要想不通，就要“骑马站”、“喷气式”的姿势接受批判了。批斗的目的据说是要其承认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动机是什么？是要触及他的灵魂。许多人想不通，不承认，“不交待”，于是，被宣布定为“极右分子”，送交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审判。有的人实在受不了折磨，用喝药、上吊等手段自杀了，于是被宣布“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变行为”，依然要继续批判……

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据说上级给各单位下达了“右派分子定额指标”，于是，按照“上级指示”，依据各单位的自定标准，（注意：一个党的支部书记就可以随意认定某某是“右派分子”！）上报了应摊名额，全国范围内由此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百万人以上，（高级知识分子竟达55万人之多！）数百万人受到牵连。令人困惑的是：

——既然号召帮助党整风，因何又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冠以“右派分子”的帽子呢？如此扩大化，对党的执政有好处吗？

——被定为“右派分子”甚至“极右分子”中，有许多出身贫苦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有的是很早参加革命，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酷刑却顽强不屈，在战场上、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战屡立战功，为共和国的建立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们中有的是学业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战线、在科学研究领域是卓有贡献的难得人才；他们中有的是热爱祖国的*人士，对共产党是肝胆相照忠心报国的志士仁人……这些人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些人在党的整风会议上对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人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批评，甚至对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意见和批评，应当认为是对党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人民共和国是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大家都想把她建设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提点意见，出点主意有何不可，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呢？而且突然间，同志竟然变成了“阶级敌人”了呢？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不争的史实。更是人们坚信不疑的真理。这些人为什么去反对自己信仰的、领导自己实现建国理想的政党和领袖呢？……

——“右派分子”们成了阶级敌人，有的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非人的待遇，不仅触及了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或生命，而且株连了他们的亲人，使他们背上二十余年的“黑锅”。“右派分子亲属”的待遇，不是亲临其境是难以体会那种滋味的。这些人的亲属、子女在当兵、上学、工作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后来——直至*以后——长达二十余年后——1978年12月，这些人获得了*。有的给补发了工资……但是那些屈死的冤魂却永远不能再生。他们在九泉之下是如何感想呢？

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令人寒心。但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毛泽东主席是开国元勋，是共产党的领袖，决不是人们传说的“真龙天子”，如何不珍惜两千多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江山呢？据江苏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在《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一文中这样写道“

1957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代，该年春夏的反右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挫折，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反右斗争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扩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阶级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月）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月（此时反右斗争已到后期），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了八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

“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整整20年的时间。

……

“以权代法之势已无法阻挡。

反右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论通过）部署下进行的。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无限期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重大决策，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东和*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于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和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许本人做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成为虐政，并不为过。

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剥夺，也是对神圣宪法的无理践踏。

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致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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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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