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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而且工薪等级差别缩小，这些人需要通过合理地提高薪水得到适当的激励。当然，这些理由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各类人。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有人怀疑这一特定类别的人的薪水需要比工资政策所允许的水平更高些。而且作为公务员的次官们的情况与经济部门无数其他类的人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的工资政策不仅仅是荒谬的，它不但不“公平”，而且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这极好地表明，在适当的机制内运行的各种市场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国家控制也只能有利于实现平等。

在另一庄严时刻，我们就议员的秘书的合理薪水水平进行辩论。这是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事了。我说，我进入政界不是为了对这种问题作出决定，我会付给我的秘书足够的薪水用来维持生活。其他大臣们同意我的意见。然而，他们了解他们的秘书，但不了解他们正在为其工薪作决定的其他人。

无论如何，不久现实开始闯入到政策中来。在宣布第三阶段的两天之后，全国矿工工会拒绝了国家煤炭局的提议，即以提高工资16。5％为条件签订生产效率补贴协议。政府立即主持该项谈判。（我们“不干预”的日子早已过去。）特德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代表，但没有进展。11月初，全国矿工工会宣布禁止加班。莫里斯。麦克米伦告诉我们，尽管看起来不会很快进行罢工投票，而且，即使投票也不会得到赞成罢工的必要多数。但是，禁止加班加点将急剧降低产量。内阁中仍然普遍认为，政府不能默许对新实行的工资法的违反。相反，我们应当做出特别努力，以表明在工资法范围内能解决什么问题。要制造麻烦的不只是矿工。消防工人、电工和技工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纠份。这是工资政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惩罚，我们必须在许多条战线上作战。

同样，我们当时正在迅速向计划经济转变，而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弱点是很少考虑或不考虑外部事件。我们大家在1974年2月用来解释希恩政府经济战略失败的论点（而且有些人很长时间以后还继续使用）是，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造成石油价格上涨4倍，从而使我们初见成效的经济政策被粉碎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松驰的货币政策已经播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在即将到来的工党政府时期，通货膨胀将高高涌起。收入政策只不过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重新分配通货膨胀造成的恶果，对上述情况的好转起不了作用，即使此项收入政策取得有限的成果，也都会像其他所有收入政策一样，表现为提出更高的要求和为满足这些要求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再者，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快，很难持续发展，对这样一种尚未进行减少管制、没有实行私有化和没有进行削弱工会权力改革的经济来说就更是如此。公共开支也上涨得太快，而且我们在尚不了解石油价格提高的全面影响之前就已经在讨论减少公共开支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所夸耀的那样使英国的工业“现代化”一重要的是，因为只有工业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业本身“现代化”，更糟的是，由于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经理人员和工资谈判人员作出决定，我们为工业取得成功恰恰创造了错误的气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这些情况，认为石油价格的飞涨仅仅是“倒霉”的基本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虑有关情况，从而妨碍了经济计划的实施。而且，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

显然，由于那年秋天的阿以战争可能导致石油禁运和石油价格上涨，形势更加恶化。由于矿工的劳工行动影响更加深入，我们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识也加深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这就使得尽快举行大选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们重新当选，我们究竟会干什么，这一点当然难以确定。也许特德会喜欢朝管理型的经济继续走下去。其他人可能会愿意向矿工付丹麦金而寻求一种较安宁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还有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大多数人主张摒弃当时政府的总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标帜，回到我们自1972年初离开的自由市场经济方针。

确实，基思和我除了交换对经济政策缺点的看法之外，也对政府在阿以战争期间所采取的姿态极为恼火。为了从石油生产国获得有利的待遇——这些国家正在限制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一政府拒绝谴责破坏1967年停火协议的阿拉伯国家，而且我们还对双方都实行了武器禁运，从而剥夺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备件。政府还拒绝允许美国人使用英国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继续提供供应。

作为芬奇利选区的议员，我对在英国的犹太人对我们的政策的感觉有第一手的了解。战争开始的几天对以色列特别不利——形势比1967年糟得多——我每个小时都听新闻。内阁中有些艰苦的讨论。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风度地为该政策辩护，而特德则决心顽强地控制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将决定我们整个经济战略的成败。最后，他直言相告，部长们正在传阅他的便条，上面提出了要求他们表示赞同的公开路线。

第六节　遭到报应

11月13日星期二内阁充满了忧郁的情绪，因为每个战线的危机都在加剧。托尼·巴伯告诉我们，这一天的10月份贸易数字将显示出另一个大赤字。人们在谈论削减公开开支和提高税率（最低借贷利率事实上已提高到13％的创记录的水平）。看来还得再宣布一次紧急状态，并且要下命令限制商业建筑物照明和取暖用电。甚至还在谈论要发石油票。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这些措施中还包括停止学校取暖用电的计划；事实上，我只是在第二天无线电广播新闻中才听到这一消息。我极为生气，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愚蠢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事先没有与我商量过。我进去找工业大臣汤姆·博德曼，在经过外交家们称作的坦率交换意见之后，这一措施停止实行。

然而，关于学校取暖问题的不同意见是更广泛的争论的一个部分，一直持续到宣布大选之后。当我们要在节约能源的措施问题上做决定时，我们是应当偏严些呢还是应当偏松些？这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矿工禁止加班加点的命令将持续多久，在甚么时候或会不会升级为一次罢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业能够克服电力短缺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响。但在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采取最严格的节能措施肯定将有助于使一般公众确信，在国际上出现严重经济问题的时刻，这是由工会的好斗性引起的真正的紧急状态。但是，也有这样的风险，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发怒，特别是有些看来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10点半以后关闭电视广播的决定。然后，此后的任何放松措施，当然又都会遭到批评，说这表明我们过去是小题大作了，而且无疑，首先是保守党出于政治原因造成的。

12月初，特德采取了一个精明的行动。他将威利·怀特洛从北爱尔兰事务部调回，代替莫里斯·麦克米伦担任就业部大臣，威利既随和又老练，如果要想找到与矿工的斗争的出路，这两种素质的结合是特别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强了，因为，也许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公众对矿工的行动很愤怒，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明显领先于工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最好斗的工会会员外，都担心对抗将促使大选的来临。不久，新闻界对这方面的推测开始增多。

12月13日星期四，特德宣布实行3天工作周以节约能源。他当天晚上还作了广播讲话。这给人一种危机感，使得全国意见两极分化。最初，工业产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来水平，这本身就说明英国工业不少部门效率低和超员。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我们也不可能知道3天工作周能维持多久。我发现保守党内部强烈支持政府采取的措施。对几天以后宣布的削减12亿英镑公共开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这一阶段，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工商界领导人。圣诞节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兰伯赫斯特参加一个朋友家的晚会。由于削减供电，我们借助果酱瓶里的灯光上了楼梯。整个气氛颇有战争时期的味道。那里的商人都一致认为：“要反抗他们、奋战到底、送他们走、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些话在当时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没有一个体面的或令人满意的办法解决纠份。与全国矿工工会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如果全国矿工工会在此条件的基础上恢复工作的话，政府提出将立即对矿业和矿工工资的前景进行调查，但这个建议被全国矿工工会断然拒绝。1974年1月9日，英国职工大会在全国经济开发理事会会议上表示，如果给全国矿工工会提供更多的好处，他们将不把这一点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谈判依据。托尼·巴伯拒绝了职工大会的这一表示。从而失去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二天托尼向我们解释说，他认为那是一种宣传伎俩，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表态。尽管后来内阁同意继续就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进行工作，邀请了英国职工大会的人到唐宁街10号来举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会议，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了：看来好像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们如果接受了职工大会的表态，我们的处境会好些，会使英国职工大会为难。事实是，英国职工大会的表态无疑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在其后果未得到充分权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绝任何表态。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里，丹尼斯和我在烛光下谈论着政府当时所处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许多错误。而且，如果我们想办法度过了当前的危机，那就必须对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然而，无论我们已经采取的做法有多么不同，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我们必须获胜的斗争。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会和工党支持的矿工，正在违抗议会制定的法律。那些斗士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并一劳永逸地表明，英国只能按照工会运动的意向进行管理，这一点不仅是我作为保守党内阁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万看到国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们的朋友和大多数我们党的工作者们都感到，我们现在必须接受挑战，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举行大选并赢得大选。从这时起，我一有机会就极力倡导这一见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态度使我感到吃惊和困惑。他似乎脱离了现实“他更关心第三阶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机，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内阁的讨论集中于策略和细节，从来不谈根本性战略。这种内容的讨论也许可在其他场合进行，但我说不准。无疑，他们缺乏紧迫感，令人不可思议。我想，这是由于特德心里想拼命避免进行大选，因而不愿严肃地考虑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最后，也许正如我们有些人猜想的，由于他的核心成员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他终于在1月14日，星期一分几批把我们召到唐宁街10号他的书房去见他。

到这时，我们离2月7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选的最后限期没有几天了。在我们这一批去唐宁街10号的人中，主要是约翰·戴维斯和我发表讲话。我们二人都强烈地劝说特德面对事实，不能让工会这样违抗法律和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政策。我们应及早举行大选并问心无愧地为“谁统治英国”的问题而进行斗争。特德很少讲话。似乎他要我们来只是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虽然他没有这样说，我离开时感到沮丧。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举行大选，我们可能有突破，因为我们有可能将竞选运动集中于工会权力问题。

1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内阁开了两次会。当时担任能源大臣和党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顿主张对电力限制放宽些。但是，由于上边我所说的原因，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对这种建议感到优虑。那天晚上举行的第二次内阁会议是在全国矿工工会执委会为罢工决定进行投票后举行的。这或多或少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更加有利于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尽管对限制措施稍有些放松。我感到，赞成罢工的票可能占多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就要进行大选运动了。

下一个星期三，1月30日，矿工投票结果尚未揭晓，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特德告诉我们内阁已经收到了工资委员会关于各种工资比照级差的报告。问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个报告并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便调查因“比照级差”而提出的工资要求。矿工们一向扬言要求提高他们的比照级差工资——因此他们拒绝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时间加班工资”，而且这一提议适用于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资委员会的报告可能为他们在收入政策范围内解决问题提供基础——尤其是因为该报告特别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由于“外部事件”而使某种工业的重要性产生的相对变化，也可作为决定工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迅速增长的石油价格正是这么一个“外部事件”。

我们感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建立处理有关“比照工资级差”的机构。不这样做会让人看来似乎我们在极力设法阻止矿工问题的解决，何况我们已经接受了有关“比照工资级差”问题的报告。而且当时很可能举行大选，我们的每一步骤都要考虑公众舆论。

但是，对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还有重要的策略问题。我们可以把要求英国职工大会接受工资政策的原则作为条件。我们可以规定，在工资委员会进行调查时，矿工要复工并接受国家煤炭局现在提出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条件并非不合理，但是英国职工大会和全国矿工工会却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几个大臣一起起草了给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信，信中提到把矿工接受当时国家煤炭局的条件和复工作为条件。该信邀请英国职工大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进行谈判。我猜想特德对这封强硬的信稿并不那么高兴。在心灵深处他想要把问题了结，而且直到最后时刻他还相信他会取得成功。但是到这时，甚至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都想要与矿工见个高低。政府核心集团内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选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来。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组内也存在同样的分歧。

最后，内阁淡化了信的内容，不再把矿工接受国家煤炭局提出的条件作为条件，也不把英国职工大会与大臣们进行谈判的建议作为附加条件。这封信发表了。当我们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普遍感到新闻报导反应是好的，因而我们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国职工大会提出的条件问题上失去的某些主动权。但事实上，我们这时承诺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资级差”机构的建议以及它可能随之提出的任何意见。很清楚，矿工很可能赢得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并举行大选。前景将是：我们在大选后马上会面临另一次威尔伯福斯法庭调查。当时它具有策略意义。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必须相信，有些人正在为收买矿工准备条件。

当2月5日星期二我们得知，参加全国矿工工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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