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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律。我说，在大学再呆几年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个工作，参加任何一个律师学院，晚上学习准备法律考试。这正是我在1950年所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帮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我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还在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我曾经决定不得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刚26岁，可以这样做。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保守党总部。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　我有时仍受到公众的注意。　例如，1952年2月，《星期日写真报》刊登了我就妇女的地位写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晨光》。我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发表讲话。总之，我虽然努力想下决心暂时搁置政治，但对政治难以割舍，我难以那样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议该怎么办，他说我无论怎么做他都将支持我。因此，6月份我去总部见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对我表示全力支持并介绍我去见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极其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下院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准备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说我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竟选，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我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30英里范围内。我当即要求他考虑我作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该选区即将选拔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1953年8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X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许多人把“只”做一个母亲或“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12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

50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5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80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80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30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看法并不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特别幸运，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巧妙地对每件事作出细致。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个称职的母亲，又作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只靠别人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有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而等我成为一名出庭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据家庭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议会也在伦敦——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的或伦敦附近的选区。正是综合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情况，我才决定我的孩子虽小，我仍可考虑当议员。

我有了双胞胎后不久，约翰·黑尔从中央总部给我写来了信：

“我很高兴获悉你生了双胞胎。你太聪明了。这将对你作为一名候选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已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表示感谢并写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此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有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6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需要很好地重新组织一下，还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别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约翰·黑尔所说，“暂时冷藏起来”。什么时候再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划定的6个月的政治过渡期很快过去了。我也已经通过了律师最后考试。我起初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利用我的工业和科学知识。但看来搞专利法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搞税法会更好。无论做什么，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础。因此，1953年12月，我参加了内殿律师学院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6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机智，他对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职业看得很清楚，用词通俗易懂。他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实际上，我必须取得不少于四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部分是因为要想专门从事税法工作，首先必须在几个领域内都有一定基础。所以我领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枪舌战，也欣赏了财务法庭里精确的表述，然后又研究公司法的细节。但我越来越自信地认为税法将是我的长项。它与我的政治兴趣交汇在一起。税法是理论和实际的极好结合。还有一点我们很有把握的是，搞税法绝不会缺乏客户，因为许多客户急于从极其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大量税法中找到路子。

学习、观察、讨论及最终从事法律工作对我的政治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可能有点不寻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说不是油滑的话。　而对我来说，　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义。“法治”是保守党人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

从我上大学时及以前读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区别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后者则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演变过程是什么？它为什么在英国根深蒂固而在别处却根基很浅——近代历史已证明这一点。我正在学习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来口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些教材中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使我不断想到这些问题。同样，当我读到英国法律形成阶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时，我对英国法院为英国的自由奠定基础的神秘的积累过程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A·V·戴西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经典教材《宪法之法则》。多年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攻击戴西教条式地反对新的行政国家，现在仍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评论家仍在这样做。但我却对他的理论深表赞同——有一点可能并非不重要，即戴西虽然是个法律大师，但从内心讲，他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宪法之法则”源于“几代英国政治家和律师不断努力锤炼出来的两个指导原则”。第一个是议会至上，第二个是法治。我把法治简单概括为“法律高于一切”，这种概括当然是不充分的，无论戴西1885年创作时，还是大约70年后的今天我读他的作品时，法治这个词仍具有浓厚的英国或至少是盎格鲁撤克逊风味。我后来又读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宪法》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一原则有广泛的应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带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钻研复杂的税法，或者与律师学院保守党协会的成员们讨论当前的问题，我的脑海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因此，当1954年12月我听到奥尔平顿选区有候选人空缺时，我马上给中央总部打电话，要求将我列入候选人名单，因为我知道，奥尔平顿与我的旧选区达特福德为邻，离伦敦也不远。我参加了面试，并进入缩小的候选人名单。我与丹尼斯坐在选拔委员会的会场外，我听到来自当地的候选人唐纳德·萨姆纳（也是当地保守党协会主席）在他的讲话中坚定地表示，奥尔平顿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了解这个选区的一切的议员——一个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奥尔平顿旧名）道路状况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纳德·萨姆纳成为该选区的候选人。

选拔委员会的决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为奥尔平顿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选区。现在看来，在大选前——大选好像越来越近了——找到像奥尔平顿这样对我合适的选区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黑尔说，我现在将“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多年内将不再考虑进入议会的事”。他也许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他在回信中说，如果在肯特郡有某个能够获胜席位的话，希望我至少重新考虑我的决定。但我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总是愿意到选区去讲话，而且将积极参加大选运动。

虽然，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忠诚的保守党人，但一段时间里我已感到政府本来可以在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更快的行动。但要想说服公众舆论——或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使他们相信味道浓一点会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到1955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将国有化的工业还给私营部门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进展。食品配给制也最终停止了。已采取重大措施来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钢铁国有化已经停止，而且已开始出售公路货运企业。此外，自1951年以来，国有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稳步下降。还有一件事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垄断被打破，商业电视开始运作。

第三节　苏伊士运河事件及以后

保守党关于政策问题的考虑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激进。把近年来保守党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一个国家》（1950年10月）及《变革是我们的盟友》（1954年5月）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两部著作是由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议员撰写的。他们包括伊诺克·鲍威尔、安格斯·莫德、罗伯特·卡尔及特德·希思、伊恩·麦克劳德（后两位只参加《一个国家》的撰写工作）。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涉及的是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是一个很难的话题，特别是在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减少公共开支的时候。但该文件相对温和的态度表明保守党采取的是守势的办法和思想。文件强调（当然很有说服力地强调）保守党仍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福利“安全网”，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某一标准，保守党也将坚持安东尼·艾登提出的济贫而不是劫富的主张。

《变革是我们的盟友》是一份更为令人振奋的文件。80年代后期，我重温这个文件，发现我成为党的领袖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书中的相同。本书从探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经济中的集体主义不断扩大的原因写起，然后大胆地批驳了那种和平时期应该继续像二战时期那样对经济进行计划的论调。本书甚至指出了一个每个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战后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人说出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　如果把贝弗里奇勋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报告　《一个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1944年出版）中提出的设想与十年后的情况作个回顾性比较，就更能揭示对经济进行详尽预测并制订数量指标的经济计划之愚蠢与荒唐。令人敬佩的是报告的一切论述均在情理之中。《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党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做的——这不是说我当时已想到他们应该做——建议从根本上消灭工业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根本性的改革。5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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