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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1页）

年使民主党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使他们成功地以“该是变革的时候了”为主题赢得了选举。事到如今共和党才看到，只有发展而不是背离“里根主义”才能取得成功。80年代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低通货膨胀、更大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边际税率——都表明了什么方法奏效，而70年代的情况则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么方法不能奏效。

第三节　为什么是西方？

当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药方，更不用说有效地利用它。这些药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条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经济条件。为什么只有现代的西方文明才导致了持续的繁荣，从而在过去250年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前景，这很值得讨论。显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力结合所产生的机械结果。经济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自身又为文化和其他条件所促进。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学与技术。的确，这一条才突出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水手们使用的罗盘，但是不像西方，他们没有利用它们建立一个海上帝国。西藏人发现了轮运动，但只满足于利用它制作祈祷轮。拜占庭人发明了发条装置，但仅将它用于宫庭的礼仪，在来访的大使们面前将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状况不能作出全部解释。基督教对每个有责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视，对于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正教会的东方。它的影响显然很不一样。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国教或许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不能解释中世纪银行业与商业的发展或威尼斯的兴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释”忽略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解释。

但是有两个特殊因素表现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解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后政策的指针。第一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发展工商企业、银行业和贸易所必需的信心。显然这为现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所执行的战略具有重要含意。　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在关键性时期，“欧洲当时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管辖地区”。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执行破坏经济自由（或者其实还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动力的这一政策而不担心会失去资源，因为尽管困难和费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干的人最终可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带到其他更欢迎他们的国家去。今天，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不同的立法、财政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抑制滥用权力和制止社会贫困化的因素。现在有些人想将欧洲的民族国家淹没在欧洲合众国之中，使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协调各种条例不让任何企业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节　拉丁美洲

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耀。它起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行政机关，后来左的和右的腐败独裁政权一直将它延续下来。后来，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组织又给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义的基础是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于有权势的个人和集团，并阻止外来竞争。拉丁美洲国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荣，它负有主要责任。德索托先生对秘鲁利马的经济情况最早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于腐败的、不可预测的过多管理，它现在已成为所谓的“黑色经济”，这种经济正支持着人们对住房、市场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得不把80年代的许多收益用于偿还债务。这些债务是借来向70年代犯有方向性错误的政策提供资金的。可是，由智利带头，后来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现在又有秘鲁，它们都已经基本改变了“重商主义”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财政、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也很重要的叫点是，尽管往往有国际机构的劝告和援助，但不是因为它们的劝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现了这一清晰可见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亚大地区经济取得了成效一样。

当然，由于国际上对皮诺切特将军政权的敌视，智利被迫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自由经济药方重振它的经济。后来在民主政体下，继续利用了这些药方。因而智利减少了货币供应以限制恶性通货膨胀，降低了进口关税，欢迎外资，促进了私有化（出售了350家国有企业），甚至使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带动的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此外，·智利的经济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样化了，因而能更加抵御各种不利因素。智利过去几乎完全依赖铜的出口。现在已出口计算机软件、酒、鱼、水果和蔬菜，其数量之大甚至使欧洲共同体现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产品。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显著地表明自由经济如何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况很相似。有几十年，准独裁的总体主义政权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贫困。1981年我在坎昆参加“南—北”最高级会议时，墨西哥仍在顽固地将投资错误地用于大的基本建设项目，它躲在关税壁垒的后面，执行着再分配的社会政策。的确，那是一个宣传第三世界夸夸其谈的非常恰当的场所，当时听到了那方面那么多的议论。但后来我在1994年访问了这个国家，它在萨利纳斯总统的领导下，发生了受人欢迎的巨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下降。财政状况良好，关税已经减少，工会权力受到抑制，在原来的1155家国有公司中，已有996家被出售、合并或关闭——包括出售了18家国家银行，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务部门所经历的最大的合并与收购过程。墨西哥最近的货币危机在国内外产生了连锁反应，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选前传统的挥金如土。当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汇价的限制时，出现了资本外逃，比索暴跌。这一教训表明，如果要稳固地实行微观经济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货币和正统的财政，

可是，我在1994年第二次访问墨西哥时，它正要与美国签订一项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早些时，当反美情绪和保护主义倾向占上风时，要采取这一积极行动是不可想象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在过去，拉美区域性的贸易协定一般是为了关闭边境防止更加广泛的国际贸易竞争。现在，和安第斯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美共同市场和南方市场集团（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一样，参加国把这些贸易协定视为促使贸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当时对福克兰群岛的战败是怎么想的，它震动了阿根廷人民，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府，并且最近在梅内姆总统的领导下，收到了自由市场政策的经济实效、通货膨胀下降了，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私有化计划，减少了补贴、管制和关税。经济增长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国，人口占第六位。它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它的潜力最大。即使在过去执行了基本上是不对路的政策，其经济增长率也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它已认真开始执行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借款和促进私有化的政策，虽然为了限制过严的行政管理和随之而来的腐败，它仍有许多事要做。经济乐观和政治谨慎，这也是对秘鲁情况的恰当的反应。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开始带来了好处，私有化计划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强劲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业经济所带来的充分好处要克服“重商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还需要有政治的稳定。

第五节　亚太地区

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地区是亚大地区，它们的增长率最高，产量每10年就翻一番，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资来源。当然，有必要将各国的制度、文化和国情分开。例如，日本强调通过共识作出决策，它的社会秩序井然。它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金融与工业联合企业，以及它比较不太发达的销售制度，使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不同。韩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控制。

但是，在整个亚大地区，情况决不完全一样。在中国，70年代末政府决定首先允许在农业，然后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事实上的私营部门。的确，中国人在这个整个地区都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办企业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国人的天赋在英国人的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框架内显示了出来。虽然香港只有600万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贸易经济使它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8位。

尽管亚太各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经济又有某些共同点：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们没有过高的福利负担。劳动力很有积极性，工作效率高，而且报酬越来越好。把亚太经济成绩讽刺为建筑在低工资而不是高的生产率上，这越来越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即使是日本和韩国比较更加严格的管理体制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相距很远。它们的政府坚决放弃社会工程，极力主张成功应该得到报偿，并且重视独立的小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像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一样，文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印度位于亚大地区的边缘，凭着本身的实力，它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义。英国留给印度的遗产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传统，有共同的语言，当然还有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可是相应的不利因素是过分官僚化，国营部门人员过剩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与剑桥大学的社会主义影响了两代当地的政治家。财富的再分配、工业计划、补贴、物价和外汇管制、垄断、进口许可证，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关税率，所有这些政策都与其他类似的国家和大陆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贫穷。摆脱这一自我毁灭的经济制度的第一步，始于60年代末的农业改革。在拉吉夫·甘地的领导下，这些改革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在1991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任命纳拉辛哈·拉奥任总理、曼莫汗·辛格任财政部长，印度才稳步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已经大大降低了关税率，并且还将进一步下调。外汇控制已经解除，并在鼓励外国投资——外国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由于取消了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粮食生产增加了，农民开始能够购买现代化的设备。一个新的、自信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印度经济正在大力增长。

在亚大地区的另一边缘地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经济试验。早在印度之前许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受到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公有制（往往是垄断所有制）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是在新西兰，“没有学说的社会主义”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成为了主要的口号。当时这两个国家能够暂时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执行集体主义政策给经济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涸为它们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和农产品。它们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到了80年代初，大家已明显地看出经济已经相对下降到了什么程度，需要找出一条新路子。

在澳大利亚，虽然出于政治原因，工党政府保留了对劳动市场过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许多财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弃了保护主义。澳大利亚经济对于竞争性的压力实行了有限的开放，扭转了经济增长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于没有随之采取解放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因此使失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至于新西兰，首先在工党政府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后来又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鲁思·理查德的领导下，它走得要远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财政方面的控制，废除了进口限制，降低了关税率，欢迎外国在服务性事业方面的竞争、减少了失业福利，降低了所得税，将重点转移到了间接税。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亚不一样，它解放了劳动力市场。结果年增长率超过了4％，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失业下降，通货膨胀率很低，而生产力在增长，企业在投资。新西兰与英国传统上的相似点使得前者的成功——由于执行了我于80年代在英国所执行的同样的总的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　非洲问题

由于非洲政府执行了与“发展计划”集体主义概念有关的、指导方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受到的损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为严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相信可以违反经济学的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样含蓄的理由（或借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为了对这一理由进行辩护，提出了许多论点。总的说来有：不发达，当地缺少投资资本，过分依赖单一商品，鼓励“新生工业”，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种更加危险的准种族主义的含意。自然，在非洲问题上，文化因素的确在起作用，特别是当时即将离去的殖民政府在将非洲国家组合在一起时，对部族和宗教间的差别注意不够。但是，首先像彼得·鲍尔所指出的，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说明了两点。第一，如果两个民族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同一个政治制度下，一个民族通常要胜过另一个民族；如果一个民族生活在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生活在资本主义下的人们会胜过他们的姻亲。一个常识性的结论是要选择一个使每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即使它会使具有不同文化倾向的不同种族之间出现相对的不平等。所以，如果一个人知道放弃了有限管理这一经过考验的模式、法治和自由市场会带来什么结果，他就会懂得为什么非洲国家在殖民时期结束后的经济状况如此糟糕。

情况的确非常糟糕。在70年代和80年代，非洲按人口平均产量事实上下降了，因此，非洲比60年代更穷。可是按人口平均计算，非洲人在80年代从西方获得的发展援助的份额比其他人都大。为了贴补城市的显贵们而对农产品价格实行的控制破坏了农业，就像与出口销售局有关的没收性政策和强制执行野蛮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后果一样。外国进口和外国投资受到了阻挠。积累起来的大量外债被用来建造了一些构思错误的、为了树立威望的工程。由于这类错误，有一种倾向，即对非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此必须要进行抵制。无论怎么说、西方国家应该回忆得起，像世界银行这类机构的所作所为以及促成这些愚蠢行为。的那些西方经济发展学家所起的作用，没有什么可令人感到自豪的。

此外，对非洲经济情况作一更加仔细的调查会对某些先入为主的见解提出异议，以南非为例，在矿产资源、经济发展和结构严密方面，它是突出的。到目前为止，关于秩序会遭到破坏这一最令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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