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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漠感和医院似的整洁，我总是更喜欢这里。保守党年会高潮的来临在布莱克普尔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激情。对我来说，虽然几乎是终日未眠，但我对自己那篇讲演稿充满信心，并把一切都寄希望于它。此篇演讲有两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总结性的控诉，不只是对工党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对工党政府，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阐明保守党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光是从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场”和“个性独立”之类词句，而且认真地将这些词句当作今后政策的基础。即使在20年后的今天再读起它来，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阐述我个人信条和信念的部分。

让我来提出我的观点：人按其意愿从事工作的权利、开销其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让国家作奴仆而不是作主人的权利——都是英国的遗产。……我们必须把私营企业带回到复兴的道路上来——不仅仅是给予人们更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钱，以供他们按自己的选择进行消费，而且要有更多的资金来帮助老弱病残的人们。我认为，　正如我们每个人都　有义务各尽所能那样，政府也有义务制定一个制度框架，使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如愿以偿。我们要么沿着老路走下去，继续沉迷下去，要么我们就此止步，毅然决然他说声“够了”。

当我讲演开场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时，我便放松了下来。人们在历届保守党年会上总能找到舞台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别得出哪些是发自内心的赞许的掌声，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这些发自真心的掌声震撼了我。另外、这个场面同我以往亲身经历的任何一次欢迎会都大不相同。正如评论家们所说，这与近几年的年会情况也是大不相同的。显然，我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与其说是以我发表讲演的方式，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因为我表达出了自信的保守党人的情感。在场的代表们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心声发自会议讲台之上，于是报以巨大的热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荡漾着一种气息，那就是形势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在皇后舞厅外还会有这种效应吗？我希望，而且从内心来说也确信，《每日邮报》就这篇讲演所发表的社论是正确的：“如果这就是她的批评家所声称的突然右转的话，那么90％的国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当了一年反对党领袖后，我觉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适应在下议院担任的新角色。我已与议会党团及全国的保守党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办公室内的一小队人马的工作情况，我很满意。我只希望影子内阁也能被导人正轨。

我的家庭生活也进入了新的轨道。丹尼斯已正式从宝马公司退出，尽管他还忙于他的其它生意。一对双胞胎都22岁了，过着他们独立的生活：卡罗尔将要完成她的律师培训，并将于1977年去澳大利亚当记者。马克还在学会计。福拉德大街是我们在伦敦的家，我在那儿招待客人，议会开会期间则在我在议会的房间里。

保守党年会两周后，我们搬入了在兰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个旧套间（我们在卖了“芒特”住房后，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为过渡）。我们的朋友西马尔·卡扎勒特基尔是一位前任议员，他在那儿也有一套房。他经常举行午餐会，看来方园几英里之内的人他都认识。哦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在不远处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邻居还有朗福德夫妇，爱德华·克兰克肖（他是海兹伯格的历史学家）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但在西马尔·卡扎勒特一基尔家的餐桌旁进行的讨论最引人入胜。对我来说，那是离开威斯敏斯特高度紧张而炽热的政治气氛的一种休息。餐后告别时，我经常下决心设法去多了解一些关于某一话题的知识或拓广我的阅读面。例如，在一次讨论共产主义的时候，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共产主义的整个心态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产者》中都可体会到，他建议我一读读这本书。“我读了这本书，发现他是对的，并且进一步更深入地钻研起俄罗斯思想和文学来。

我们在斯科特尼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非常愉快。但无疑，我认为1976年将是对我进行考验的一年。英国正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持续下去的话，不久就会把国际货币组织卷进来直接充当在英国经济运行中的一支力量。工党政府对此毫无良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正在失去在议会里的微弱多数小但我们保守党也很难把这种情况转为我们的优势，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把工会组织看成是力量强大、无所不能的。因此，我们总是被这个问题所迫而处于不利地位：“你们将如何对付工会组织？”或者更不祥他说：“工会将怎样来对付你们？”

除此之外，还有对影阁表现的广泛批评，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决心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1976年1月15日我重组了班子。反对党班子的重组总有着强烈的闹剧色彩。反对党领袖在议会的套间的格局布置使得我无法控制人们的进出，从而无法用适当的微妙的差别来对待走运的和不幸的同事们。尴尬的碰面总少不了。好在一次重组不会有许多血溅到地毯上。

我很高兴约翰·比芬愿意加入影阁成为能源发言人。在希思政府的政策作了个180度大转弯时，他可能是那时后座议员中最有口才、有成效的批评者，我欢迎他的加入。如果说提拔约翰·比芬意味着我们正认真地改正过去犯的总体主义错误，那么重用道格拉斯·赫德——特德的一个亲密助手——作党的欧洲事务发言人，则显示出不论特德自己感觉如何，我对在他手下干过亨的人并不怀恨在心。我让威利代替伊恩·吉尔摩任内政大臣，伊恩·吉尔摩则去负责国防事务，他成了一个极有活力而又有成效的影阁发言人——如果他到此为止，所有有关的人便能活得轻松些了。其它的职务安排象做抢座位游戏似的。我把帕特里克·詹金移开去到社会服务部门取代诺曼·福勒，诺曼·福勒则成为影阁外的交通事务发言人，弗朗西斯·皮姆病愈后口来分管农业。

重建的影阁面临3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首先，前文已经提及，这就是评论家们不断重复的问题：“如果你们组成政府，你们将如何与工会组织相处？”我们急切需要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随着1976年底的到来，工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因为无法依靠英国工业联合会知名的实业家们，他们被“3天工作制”和希思政府的垮台吓怕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严重了。基思、杰弗里、吉姆和我于1976年1月会见了英国工业联合会领导人。我们听到一桩奇闻：如果我们不支持政府的收入政策的话，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员们显然将被“吓倒”。他们自己已决定对这项政策再支持一年甚至可能两年。他们不喜欢对红利加以控制并且竭力想摆脱价格控制。这都是好事。但显然他们不论是对我还是对他们自己都不够坦诚。他们不但神经受到惊吓，甚至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对控制工资极感兴趣——并且对“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地方工农业委员会会议”——俗称“小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那整套总体主义的办法感兴趣。这些人是一群无望重新真正管理他们的公司的经理。

我不同意这种失败主义。我还是同意吉姆·普赖尔的观点：我们必须显示出如果我们组阁的话，我们能和工会建立一种工作上的联系。2月初在斯卡巴勒对青年保守党的讲话中我采用了这个主题，指出“我们越占有多数，越是显然表明工会中的人投了保守党的票。因此，不难与有责任心的工会领导人相处。”必须承认，这并没有给我们多大帮助。

在随后的2月13日星期五，我们影阁进行了一天讨论，主要是以吉姆·普赖尔的一篇论文为基础。论文敦促我们既要向选民表明我们在形成政策时是与英国职工大会协商过的，又要向英国职工大会表明这些政策会带来繁荣和就业。但不用进行必要的改革就能取得这一切吗？我心存疑问。我强调我们一直愿意并能够和工会友好相处，2月份我通过访谈和演说表达了这个观点。这激起了我的右翼支持者们的不满。最终这个思路未能进行下去，不是由于党内右翼的反对，而是由于英国职工大会未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吉姆的论文讨论过后，一年又过去了，在1——977年，我在非正式场合私下会见了英国职工大会领导人：会见本身是相当亲切友好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双方的观点没有真正的相同之处。不论怎么说，格伦威克事件和关于“封闭式工厂”的争议那时已开始给我们的关系布上阴云。不论吉姆相信与工会“坦诚相见”从策略上来说可带来多少好处，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而当1978—79年“不满的冬天”来临时，我们和英国职工大会的不良关系反而成了我们的一个确定无疑的有利条件。

政府最初在议会拥有的席位比其它所有政党的席位合起来还享有3票的多数，但这一多数在不断地缩小以至于1976年4月消失。我们怎么最有效地利用这一情况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这显然对反对党是有利的，但也存在着潜在的困难。新闻界倾向于夸大我们实际战胜政府的机会，而政府毕竟比起保守党来还拥有可观的选票多数。因此当某些措施勉强得以实施时，我们国内的支持者往往感到愤恨、失望，并想责怪有关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间或取得的胜利看来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大有作为。政府的地位不稳，但仍能维持度日。2月11日星期三（我成为党的领袖一周年之际），我们赢得了一项动议，把工业部长埃里克·瓦利的薪水减了1000英镑——这是正式表达我们拒绝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后，在1976年3月，英镑危机之际就政府的开支计划进行投票时，由于左翼的反叛，政府被击败。那么，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那样，我要求首相辞职。在随后的那个星期二，哈罗德·威尔逊真地辞职了，在他宣布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这件事的一张便条。

对于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的两届任期，我没有什么好话可说。无疑他是有原则的，但由于巧妙的规避使他的原则模糊了，以致使敌友都难确定他的原则是什么。但出于多种原因，对他的离职，我仍感遗憾。作为个人，我一直喜欢他。我欣赏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还是议会的雄辩高手，在通常情况下，我在议会最多只能与他打个平手。

而他的继任者吉姆·卡拉汉也是如此。他在议会表现出一种长者风度，而实际上是傲慢的态度。这使得我难以认真严肃地提出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而又不显得是在啼叨不休。从更大意义上说卡拉汉先生是他的左翼政党和它的工会后台的一种温和的掩护。其结果是他发表的关于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在政府政策中从来没有体现出来。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战略上并不成功——直到最后在“不满的冬天”中整个工党的温和形象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一样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党领袖；在他当首相的3年内，他对民意有真实的感觉；并且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他勇敢地与自二战以来主宰政府政策的凯恩斯经济思想决裂。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在吉姆·卡拉汉成为首相后的几个星期内，政府与反对党的关系冷至冰点，因为工党在关于飞机和造船业国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们的一位后座议员罗宾·马克斯韦尔—希斯洛普的游说下，议长最终裁定说这项议案是一个混合物，因此需通过众议院的特别（也是很耗费时间的）程序处理。工党宣布说他们可以要求议院把有关的议事规则搁置一边，从而在实际上使议长的裁决落空。这种做法够卑鄙了，他们还有更甚于此的做法。那天晚上双方都有儿名议员不舒服，因此做出了两党一对一地不参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党比我们多一名生病的议员，我们党没有议员与他对应一起不参加投票。那天晚上有两项表决，第二项紧接着第一项进行。第一项出现平局。按惯例，如议长投票要求保持现状那么政府就失败了，这向政府的议会督导员们表明，他们在下一项——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决时，缺少一张票。因此他们出去找了个结过对的工党议员——也就是说他和一位保守党议贝双方已约定两人当晚都不参加投票的。他们把他推人工党投票厅，结果政府以一票多数获胜。

由于工党实际已失去多数地位，做这种事对他们的吸引力显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两大工业部门国有化，破坏事先的约定，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都怒气冲冲。迈克尔·赫塞尔廷是我们在这场辩论中的反对党带头发言人，他是工业事务发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双方中间的权杖试图把它交给工党的议员们，以此象征他们破坏了议会传统。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对议会秩序的严重冒犯，当吉姆·普赖尔使迈克尔冷静下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采取的行动没有那么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关于议员对于不参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议会事务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该法案重新表决。这么做旨在给政府制造最大的麻烦：不但他们所有的议员——不论多显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时到场，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办的事务多长时间才能进行下去——很多事务都需要与反对党达成协议才能得以通过。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直至卡拉汉先生要求见我并且有些激动他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告诉他说这对我没有什么。最后我们同意让政府和反对党议会督导来调查事实真相，当他们的报告表明我们是对的时，首相做出了让步，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第二次表决。这次工党的议会督导确保他们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从而胜利了。

在这种情绪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提出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会被责怪，说我们没有尽力打击这个由于失去多数地位就采用阴谋诡计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显得很蠢。而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小党害怕过早地举行大选，而且无论如何会被政府议会督导员的动听允诺所诱惑。当然结果真地是这样。几乎等了3年以后，政府才因为失去多数支持而下台。

同时经济情况更加糟糕。1976年2月政府宣布1977—78年度的支出减少16亿英镑，1978—79年减少30亿英镑（在今天来说，分别相当于60亿英镑和115亿英镑）。尽管听起来这是很大一笔款项，其实只是巨大的计划增加支出额的一小部分。197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英国渡过难关批准了备用信贷额度的申请。尽管如此，在3月还是发生了一场全面的英镑危机。6月英镑再次面临沉重压力，英国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用更多的备用信贷，需在6个月后偿付，如果不能偿付，英国不得不再要求获得更多的国际备用信贷。那时通贷膨胀正在下降，但巨大的利率加上没能真正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债，使政府仍无法控制潜在的金融和经济问题。9月份的新一轮英镑危机将可能导致英国耻辱地把经济控制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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