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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世后15年，而奥古斯都是在公元14年逝世的，这就是说，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的那一年正好是公元25年，此时的耶稣早已经超过了30岁，所以说他年纪约有三十岁。

这也就是说，当人们以为公元元年耶稣才刚刚来到人间的时候，此时的耶稣至少已经有5岁多了。对于这一点，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得到印证：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的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这位听到耶稣出生的消息就感到不安的，并打算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希律王，恰恰死于公元前4年。因此，耶稣出生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4年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听到耶稣诞生的消息，希律王的不安与合城人的不安并非是一回事，希律王担心的是被人取而代之，而合城人的担心是有可能被卷入一场宗教混战。尽管如此，希律王还是“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主，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告我，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与用心险恶的希律王不同，博士们在那颗星的引导下找到了耶稣，并向其礼拜献礼。与此同时，上帝一方面在梦中指示博士不要再回耶路撒冷，直接转道回家；另一方面，则派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掉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合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时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希律王感到被博士愚弄，就下令将伯利恒地区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处死。

然而，希律王以如此血腥手段所犯下的暴行，其实不过是出于一场语言的误会：因为他毫不怀疑基督就是犹太人之王的希腊说法，所以极力想杀害那个据说要取代他的小男孩，结果却伤及无数无辜的幼小生命。事实上，这样的语言误会是有其文化历史背景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基督是对以色列人惯用的弥赛亚一词的希腊语翻译，最初的意思是“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在封立国王及祭司的时候，要举行在受封者的额头上敷膏油或往头上倒膏油的受膏仪式，因而被奉立的君王及祭司被称为受膏者。

自从公元前538年犹太人由巴比伦重返耶路撒冷以来，便一直处于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之中，曾经几度立国，随着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占领耶路撒冷，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省份城市，犹太人的复国梦才最后被粉碎。而在随后不久犹太人写成的著作之中，则提出了耶和华将派出一位弥赛亚来作为“复国救主”，也就是大卫式的犹太人之王。因此，犹太人不仅在《圣经·旧约》里面寻找先知们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而且整个犹太民族都在渴望着弥赛亚的现实出现，这一切在《圣经·新约》之中是特别是在“四福音书”中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映，因而基督耶稣的出现，必然会引起社会性的振动。

对于这一点，在公元1世纪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的《古犹太志》中便有着这样的评论：“这时耶稣出现了。如果说他是人，那么他是位具有卓越才智的人。他常行奇事，是那些乐于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师。他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不仅是犹太人，还有众多的异教徒。他就是弥赛亚。”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历史学家显然已经认识到，基督耶稣并不是犹太人所企盼的那种“复国救主”弥赛亚，而是上帝之子！

这样，在基督耶稣身上，至少出现了两个与犹太人的弥赛亚不同的特点：常行奇事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以此威摄众人，因为他乐于进行平等的教诲；传道不分对象，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都一视同仁。然而，正是在这种明显的差异上，体现出了民族宗教犹太教与世界宗教基督教之间的本质性不同，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现实存在，形成了耶稣之死的一个直接原因。耶路撒冷城中的大小祭司及文士们议论纷纷：“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这就表明，世界宗教的出现，在客观上诱发了民族宗教的存在危机。

于是，正是这些耶路撒冷城的大小祭司及文士，用三十个银币收买了耶稣的门徒犹大，在抓住耶稣以后，立即送交罗马总督。“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彼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对于宗教之争却要以政治诬告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耶稣是坚决加以反对的，所以在罗马总督彼拉多想要证明耶稣是不是犹太人之王的时候，耶稣以“你说的是”来巧妙地进行反驳，认为将自己说成犹太之王是他人强加的，从而予以了否认。

尽管在继续审讯的过程中几经周折，然而，基督耶稣还是被钉上了十字架：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鞭打耶稣以后，就让他手下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虽然耶稣作为形成中的世界宗教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难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钉上十字架而死，应该说是具有轰动性的，可是，耶稣什么时候被杀害的，却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时间表：据说是在公元26年到公元36年之间。很显然，这个死亡时间的跨度似乎也太大了一些。同时，无论是公元26年，还是公元36年，实际上都与为耶稣施行洗礼的约翰直接相关，因为公元26年正是约翰为耶稣施行洗礼的第二年，而公元36年则是约翰被砍头杀害殉教的那一年。如果《圣经》上对于约翰的死期都有明明白白的记载，那么，关于耶稣之死，为什么《圣经》上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时间记载，难道非要故意留下一个谜，来神化基督耶稣吗？

由此可见，《圣经》对于耶稣，的确是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番造神活动，以便使耶稣与基督的形象相符合。这在关于对罗马士兵们如何戏弄耶稣的场面进行的述说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是因为这一场面的述说根源于古巴比伦传说：每年选取一个已经定下死罪的犯人，先给他穿上国王的御袍，坐在国王的宝座上面，让他尽情地享乐五天；然后便剥去他的全身衣物，进行狠狠地鞭打，最后用绞刑或木桩贯体刑进行处死。可以说，正是诸如这一类来自古巴比伦的传说，在犹太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扩大了他们的想象空间。

事实上，当耶稣被带进衙门之后，那些在衙门之外的大小祭司及文士等等犹太人，除了强烈地要求处死耶稣以外，其实是看不见罗马士兵究竟怎样对待耶稣的，于是乎就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模仿古巴比伦的传说，尽力地以戏弄的方式来大大地污辱了耶稣一回，从而以宣泄他们心中对于耶稣的种种仇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象中的在罗马士兵戏弄完耶稣之后，还要给耶稣穿上衣服的缘故，因为耶稣从衙门里出来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实际上，一个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本来就应脱掉衣服，罗马士兵根本就用不着把衣服给耶稣穿上又脱下，因为士兵们将要瓜分耶稣的衣服，更何况让耶稣赤身裸体地在众人面前行走，不更是极为严重的污辱吗！

尽管这种污辱耶稣的想象，在主观上是出于泄愤，可是，出乎所有那些大小祭司及文士意料的是，这种想象本身却有助于对基督耶稣的神化。数十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80年前后，在流传于罗马帝国之中的具有反罗马统治倾向的所谓神谕里面，就出现了这样的赞颂与渴望：“到那时，一个人将从天上再来，一个杰出的救世主，他将把他的双手伸在一棵果实丰美的树上——他是全体希伯莱人中最优秀的！”这显然是对基督耶稣的赞颂与渴望，同时也表明了对耶稣进行神化的成功。

无论是基督耶稣的生日，还是他的死期，之所以需要蒙上一层谜一般的神秘色彩，主要是为了将耶稣由平凡的人神化为上帝之子，这是因出于宗教创建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造神活动。事实上，整个《圣经·新约》，特别是“四福音书”，都在不同的层面上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造神活动，因而在增加对《圣经》把握的难度的同时，又增添了《圣经》解读的魅力，从而使《圣经》本身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宗教经典，一部意蕴丰厚而深邃的文化典籍。

第七章　上帝的天国

Ⅶ。31　从《旧约》到《新约》

其实，《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由许多本书汇集而成的，在经过宗教典籍经典化的选择之后形成的类书，从进入《圣经》的各种各样的书的类型来看，首先可以分为宗教原典与宗教著作两大类型，《圣经·旧约》基本上是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而《圣经·新约》则主要是个人著述型的宗教著作；其次可以分为民族宗教典籍与世界宗教典籍两大类型，在《圣经·旧约》之中，民族宗教典籍同时也是世界宗教典籍，而在《圣经·新约》之中，则只有世界宗教典籍。这一宗教典籍经典化的过程，使《圣经》具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形态。

这就表明，宗教原典既是民族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础，又是世界宗教经典形成的基点，而宗教著作在完成世界宗教经典体系建构的同时，也将促进民族宗教经典体系的建立。

累积编纂型的宗教原典《圣经·旧约》，不仅成书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具有不同宗教之间的通约性。《圣经·旧约》编纂肇起，是在公元前586年犹太人沦为巴比伦的囚虏之后。当时，犹太人为了维护民族宗教的文化生存，避免被异教文化同化，于是根据保存下来的大量的书面及口头的材料，开始进行宗教典籍的编纂，一直到公元前444年左右，“摩西五经”才编纂完成。而整个《圣经·旧约》的编纂完成时间据说是在公元前167年，足足花费了400多年的时间。

宗教原典的编纂完成，并不等于宗教典籍的经典化也随之完成。根据对《死海古卷》文本原件进行的有关研究，发现了采用两种不同材料写成的抄本，一种是用所谓的羊皮纸来抄写的宗教典籍文本，这些文本都是没有被收入《圣经·旧约》的；另外一种抄本所用的材料，不是将一张原皮剥制成两张的一分为二的羊皮纸，而是整张原皮，所有这样抄写的文本都被收入了《圣经·旧约》。同时，无论是用羊皮纸抄写的，还是用原皮抄写的，所有的宗教典籍文本都在公元前1世纪抄写完毕。

由此可见，在完成编纂工作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圣经·旧约》的经典化一直还在进行。公元64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贤士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编纂犹太教的《希伯莱圣经》这一主张，要求继续进行宗教典籍的经典化，随后在公元90年左右的雅姆尼亚会议上，人们才基本上认可了主要的宗教典籍文本的经典化。之后，在公元140年，在加利利的乌沙举行的有关会议上，与会者又最终决定将《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正式收入《圣经·旧约》，至此，《圣经·旧约》的经典化才最后完成。《圣经·旧约》经典化的完成，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犹太教经典体系形成的内在推动，而且更在于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典体系最终出现的直接影响。

因此，《圣经·旧约》作为耶路撒冷地区第一部经典化的犹太教民族宗教典籍，不仅因受其文化渊源的影响，而且由于文化交流的传播，先后对发源于同一地区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提供了宗教原典。所以，有人指出：源于《圣经·旧约》的宗教有三个，它们分别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经·旧约》加上宗教著作《塔木德》就形成了犹太教的经典体系，《圣经·旧约》加上《新约》就形成了基督教的经典体系，而《圣经·旧约》加上《古兰经》则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经典体系。

《圣经·旧约》作为民族宗教与世界宗教的共同原典，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之中，出现了形态的分化，不仅所分的卷数不一样，而且所收入的典籍也有多少之分。《希伯莱圣经》共分为24卷，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大类，与基督教新教的《圣经·旧约》分为39卷，及其分类排列次序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则完全一样，因为后者不过是因将前者之中的某些部分分开而增加了卷数：除了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上下卷，《以斯拉－尼希米记》分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外，还把《十二小先知书》分为12卷，故而增多15卷，并且分为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这三类。

《希伯莱圣经》与基督教天主教的《圣经·旧约》在内容上有所差异，这就是与前者相比，后者多收入了7卷，包括历史书《多比传》、《犹滴传》、《马加比传》（上、下卷），智慧书《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先知书《巴录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这是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的希腊化时期，《圣经·旧约》里面的一部分宗教典籍，以及《圣经·旧约》没有收入的一些宗教典籍，已被当作重要的文化典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由72位学者合作，从希伯莱语翻译成了希腊语。后来，这个翻译文本被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从而使犹太民族的宗教典籍得以在通用希腊语的罗马帝国的广大区域内迅速流传，成为一个被后人视作文化交流的“历史性事件”。

从此以后，《圣经·旧约》陆续被翻译成希腊语。由最初翻译“摩西五经”，到将《旧约》里面的全部宗教典籍翻译完毕，已经是进人公元初年以后的事了，总共花费了将近300年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创建的时候，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的犹太人，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是使用希腊语来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因而不仅《圣经·旧约》使用的语言以“七十子希腊文本”这样的希腊语宗教典籍为基础，而且有关《圣经·新约》的著述，更是直接以希腊语来撰写。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是在希腊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宗教，所以能够超越民族乃至国家的种种有形与无形的人为限制。

正是由于基督教自创建以来一开始就使用“七十子希腊文本”，来对犹太教的《圣经·旧约》进行希腊语的文本翻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因此，在公元4世纪就出现了后来被称为“梵蒂冈古卷”与“西奈古卷”，以及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的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古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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