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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完结26（第1页）

，又要向真主阿拉祷告了。shuyoukan尤利坐在舱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记起了日记。我在他旁边坐下来，继续捣鼓那个测量仪。

“没事了？”圣地亚哥从睡袋里探出头来小心地问道。

“是的，”我们齐声答道，“都没事了。现在能弄断的都被我们弄断了，就只剩下纸莎草船的船身了。”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虽然舱外狂风怒吼，船舱里却平静得很。尽管白天一艘船也没碰见，但夜间我们还是轮流值班，因为我们正在沿着环绕非洲的海运线上航行，应该会遇到经过同一条航线的船只的。我们还不时爬到桅杆顶上远眺，看看有没有陆地的灯光。我们担心的就是和别的船只，或是岸边的悬崖相撞。

刚过午夜半个小时，我就被卡洛摇醒了。他提着煤油灯，睁大双眼，满心担忧地俯身对我悄声说道：“左舷海平线上出现了一串灯光。”此时强劲的西北风正巧把船身吹得横了过来，直朝灯光驶去。幸好我是和和衣躺下的，系好保险索，我就爬出了船舱。夜里的风并不猛，却十分刺骨。天空乌云密布。衬着黑漆漆的夜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灯光沿着海平线排成一行。正像卡洛说的那样，这些灯光恰好在我们航线的正前方，其中有四处灯光特别明亮，一处比较昏暗。这一定是摩洛哥海岸。卡洛已经爬上了桅顶。我们似乎在飞快地向灯光靠过去。其余三个没有生病的人也被叫到舱外。我们现在必须设法将草船划开，要不然就会撞上岸边的岩石了。就在这时，我和卡洛都看见一盏绿灯，又是一盏，然后是一盏红灯。这不是陆地!这是一队渔船正朝我们开来!他们三个人都被冻得够呛，赶紧爬回被窝去了。不一会儿，三艘大船翻卷着浪花与我们擦身而过。第四艘大船关闭轮机，整个船身横在我们前面。眼见“太阳”号就要和大船相撞，我赶紧打开手电，照亮船舱和船身，并用它打着信号：“‘太阳号’，‘太阳号’”。这艘大型渔轮才又启动了轮机，缓缓地开起来，但是速度慢得差一点就同我们撞上了。那艘大渔轮还从桅顶发出了几个闪光信号，可惜我们都看不懂，紧接着它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乔治一直站在一边看着，穿着风衣，披着毯子，裹得紧紧的，活像一具木乃伊。我回到舱里，爬到床上。从船尾刮过来的风，钻过草船的柳条墙，弄得这草船嗡嗡直响。就是把十万根纸莎草捆在一起，吱吱嘎嘎响作一团恐怕也压它不住。可怜我们的安乐窝与船外的肆虐也只有这一墙之隔。

天亮的时候云还没有散去。这是出航的第三天了。风稍小了些，可是海浪却更加汹涌了。让人高兴的是，虽然波涛翻滚，却只是将我们往上托。我们的草船像是个皮球，被大海小心翼翼地托着向前推进，不论浪头多么凶险，却没办法打湿甲板，船上所有的货物还都是干干爽爽的。我们没有帆也没有桨，没有六分仪，更不知道方位，也看不见陆地，这一天过得十分平静。我们利用这一天接好了一根船桨，还加固了一根备用圆木的中间部分，准备用它来代替那根断了的帆桁。

阿布杜拉忙着洗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准备做祷告。他忽然停了下来，愤怒地大叫一声。这海水肯定不干净!有人在这儿拉过屎，而他还抹在了头上。原来，他那只帆布桶里，有大大小小的黑块在水里打着转。我们向海里望去，只见无数类似的黑块从草船两旁漂了过去。那些东西软软的，像是沥青。过了一个小时了，船两边还是漂着那些黑『色』的东西。这一定是从油轮上流出来的。我们爬到桅顶，想找出罪魁祸首的所在，却一艘船都没有看见。海上一整天都漂着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中午过后，我们碰上了一条大翻车鱼，那时它正悠哉悠哉地浮在水面上。后来，又突然冒出一百来头海豚，紧紧地围着我们，一头接一头地跳出水面，先跟水面呈垂直，然后旋转一圈，十分欢快的样子。虽然它们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阿布杜拉还是欢喜得要命。

第四天显然暖和了一些，大海也平静多了。太阳穿过云缝洒下了缕缕阳光。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清晰地辨出陆地上远山的轮廓，蜿蜒起伏，微微发蓝。圣地亚哥的病情加重了，不过诺曼倒是好些了，退了烧。尤利同意他爬到舱外去晒晒太阳。由于船上没有计时器，而且那台应急的无线电也已经无法接通萨菲无线电台，所以我们无法知道精确到秒的确切时间，也就没办法准确地计算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两位病人有些担心了：诺曼认为，既然我们能够看见陆地，我们就不可能从加那利群岛外围绕过去了。非洲大陆的朱比角和富韦特文图拉岛之间是一处危险的航道，而我们正向那里漂去。圣地亚哥从小就在加那利群岛长大，也确定诺曼参阅的书上说得不错，所有的水手都害怕朱比角。因为非洲海岸恰好从这里转向正南，岸边的暗礁连着一段异常凶险的浅滩，就像一条舌头伸进那危险的洋流之中。

我们都坐在船帆堆上吃饭。阿布杜拉最先吃完，正打算去做祷告，却不知怎的突然急切地叫了起来：

“马!马!”然后又自己纠正道，“河马!”

我们都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过了一会，那些家伙果然又浮了上来，原来是两条巨鲸。它们用小眼睛懒洋洋地瞟了我们一眼，又自顾自地通过呼吸孔喷着水，洒出一阵阵水雾。阿布杜拉在乍得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河马，他今天真是走运了。明明是哺『乳』动物却长着鱼的尾巴，这可真是荒谬啊。其中一条鲸鱼还翘起尾巴，彬彬有礼地挥动着向我们告别。阿布杜拉认为这是真主阿拉的神奇创造，惊讶得说不上话来了。

第五天，我们一清早醒来，发现外面刮着凛冽的北风，海面波涛滚滚。大家都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全都穿上了。阿布杜拉冻得牙齿直打颤。五天来，就像我们计算的那样，海浪一直冲击着“太阳”号的右舷船板，因为我们整个航程都处于东北贸易风的地带。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舱门安在了对面的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我们还有意把整个船舱和较重的货物靠在右舷一侧，这样从右舷吹来的海风鼓满船帆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翻草船。我们和所有给我们建议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行船时必须把船的大部分重量压在朝风的一侧，以免翻船。可到了第五天，我们痛苦地发现：纸莎草船在这方面跟其他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这种草船恰恰应该把主要的载重放在下风的一侧。因为，在受风的一侧，波涛和浪花会不断冲刷草船，所以，吃水线以上的纸草就会吸进好几吨海水。而在背风的一侧，吃水线以上的东西都还是干的，因而分量也轻。受风一侧的船身由于吃水越来越重，结果船身就往这一侧倾斜过去，而不是像通常一样被风刮得朝背风一侧倾斜。

现在当然已经来不及把船舱挪到中央了，因为它是用粗缆从底部穿过船身成十字交叉牢牢地绑住的。我们把所有可以挪动的东西都从右舷搬到了左舷，但看来还是不行。右舷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一定吸进了好几吨海水，就好像平添了一堆看不见的货物，一路伴随着我们，而且比我们挪到左舷的那几百磅食物和饮用水要重得多。我们的船实际上一直是歪向受风的一侧向前航行的。

诺曼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我们挪东西的时候，他把那块铜板按到水下，以便恢复无线电联系，这样也就能知道精确的时间了。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离陆地的距离比昨天他估计的还要近，那时我们还无法估计时间。事实上，我们正朝着朱比角的陆地径直驶去。

夜里刮起了大风。狂风吹打着每一个桅杆支索，“太阳”号越来越像是要散架了。一阵阵海浪向我们翻打过来，一阵猛似一阵。我们整夜都安排了双岗，以免不知不觉地被朱比角的沙滩挂住。同时我们也时刻留神每一条缆绳。没有一根缆绳绷断，也没有纸莎草捆松开。但是船桥的踏板却死命顶着柳条舱的一角，那个角落已堆起了一层厚厚的碎草屑。圣地亚哥现在每晚都失眠，除非是累得要死，否则就连合眼打会儿盹也不要想。身下的箱子时起时伏，船舱、船桥和桅杆都兀自摇来晃去，噪声大作，就好比绳索夹住了上千只猫的尾巴。整个船舱更加向右舷倾斜了，斜到了只要是侧躺着就会滚动起来的程度。我们只好一排躺四个人，另一排躺三个人，因为这一边的角落里还放着无线电和航海设备。大家脚对脚躺着。阿布杜拉总是滚到乔治身上，乔治又滚到圣地亚哥身上，圣地亚哥就再滚到尤利身上，而尤利已经贴着舱壁，只好用膝盖和胳膊顶着这几个人。我把多余的衣服都垫在了靠右舷那侧的褥子下面，卡洛也这么做了，所以我们两人都没有滚到诺曼和无线电那边去。

暴风一整夜都没停，卷起了高达十二至十五英尺的海浪，也把咸咸的海水像细雨似地泼在了船上。到了第七天早晨，“太阳”号反倒不太松动了，绳子绷得紧紧的。一道巨浪打在了船尾，海水没有像过去那样很快穿过纸莎草漏出去，积水竟漫到了诺曼的腰部。看来，在海水的浸泡下，纸莎草膨胀起来了，填满了空隙，把绳索也绷紧了。这么一来，草船倒更加坚韧结实了。不幸的是，它向右舷倾侧得太厉害了。

我们还在无比崇敬地玩味着“太阳”号与暴风雨搏斗的辉煌战果，诺曼提醒我们，草船正朝岩石冲去。我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挂起船帆顶住强劲的北风，要么直对着陆地漂去。大家一致同意挂帆，在那根新加固的帆桁上展开三分之二的船帆。这一次连圣地亚哥都跌跌撞撞地爬出舱外。全体人员齐心协力，终于挂起了船帆，并在船尾安上了一根拼接的舵桨。我们犹如飞鱼一般掠过涛头，拨头绕过了陆地。不一会儿，我们又听到啪的一声，那根舵桨就像一根火柴一样被折断了。我们只好又把桨片拽上船来。不过我们这些外行水手已经渐渐变成一群真正的海员了。阿布杜拉像只老虎一样扑上去，紧紧地抓住了正在不停拍打的船帆的左下角。圣地亚哥爬出船舱，用自己的保险绳紧紧勾住阿布杜拉。卡洛和尤利一声不响，赶到船舱后面的右舷，松开了帆脚索。乔治只穿了一条裤衩，抓住一把桨，将船尾划到迎风的方向。而诺曼和我奔过去调整那根竖着的小桨。尽管没有舵手，“太阳”号最终也掉转了船身，像条大鱼似的破浪前进了。这天余下的时间我们都保持着这个航向。没有一根纸莎草因为暴风雨而受到任何损伤。实际上，惹麻烦的是船身上粗粗的木材，而不是纤细的纸莎草。

翌日晚上，风暴终于停息了，但是海浪还停不下来，还蹿起十八、二十英尺高。船舱已经不再对称，倾向右舷一侧，活像一顶歪戴的帽子。快到我值班的时候，我『摸』黑爬出船舱，想查看一下船的状况。我刚爬到船帆底下，正要朝前看个清楚，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一拍。右舷方向矗立着一座又高又大的灯塔，灯塔闪烁着彩『色』的灯光，被许多其他灯光环绕着。我们正朝着灯塔的左边驶去，那是必然要撞到陆地的。灯塔远远地伸进海中，无疑，那肯定是朱比角。

我们发疯似的开始扭转船帆，因为我们没有舵桨，只能这样来全力改变航向了。可是这远远不够，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草船继续向灯光所在的左侧的陆地靠近。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次是绕不过去了，只能一头冲那看不见的岩石撞过去了。大家的心跳都一下子加快了。最后一刻，我们却突然发现那些灯光都有些晃动，好像那座灯塔和其他房子并不是建在沙滩上，而是建在浮动的码头上。紧接着我们却已经急速驶过灯塔的左侧，果然见它并不是同陆地连在一起的。原来，它是建在非洲海岸远处的一座海底钻井的栈桥上，从灯塔顶端一直垂下来的彩灯是为了防止来往船只或飞机与它相撞。我们傻呆呆地瞪着眼睛站在原地。乔治手里还握着那根小桨，呆立着，冻得直打哆嗦。我赶紧粗声吼了他几句。该死的，他为什么不多穿些衣服，或者马上钻回睡袋呀？弄不好又要病倒一个了!

第七天，我们还是挂着三分之二的风帆，与冲天的海浪较着劲，继续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草船两侧翻滚着大片的云朵，不过正前方却是一线蓝天，夹在两侧云朵中间。这就意味着，加那利群岛和非洲大陆就各自隐藏在这两大片密云下面，而这一线蓝天之下正是夹在两片陆地之间的海面。“太阳”号顺从地朝着前方的碧海蓝天驶去。尤利的医术不错，诺曼和圣地亚哥都恢复了健康。不过，乔治病倒了。他在冰冷刺骨的夜风中赤膊上阵，划桨时又用力过猛，现在后背痛得要命。

正午时分，卡洛正忙着拉牵着船舷的绳索，想把倾斜的船舱弄得左右对称一些。我站在船桥上，用双筒望远镜向前眺望着。每当海浪将草船高高地举起，托到浪尖的那一刻，我都能在望远镜中看到青青的草地。这让我万分惊恐。卡洛马上爬上桅顶，诺曼也跟着爬了上去。他们向下面喊道，那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绿草坡，与我们的航线平行，相距最多六海里，也许更近。我们尽全力改变了航线。很快，这片草地就看不见了。这一定是朱比角周围的浅滩，从这儿起，海岸线就向南拐了。这也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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