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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汽车（第1页）

一

假如生在另一个时代，我想当个老姑娘。我们家出过很多老姑娘。这是个贫穷的家庭，家里人极其沉默，坚韧，节俭。我和他们一样节俭，一块中国丝绸叠好放在抽屉里，由于手指在黑暗中的抚摸而变旧；或是一封信，藏在少女时代的衣服下，无须打开阅读，因为每个字都已经烂熟于心，只消轻轻一碰，便一切尽在不言中。也许不必是这样可触摸的东西，仅仅是记忆中暧昧不明的词语、亲昵随意的声音和冷酷无助的眼神——仅仅这些就可以。有了这些，我就可以年复一年地刷牛奶桶，熨烫衣服，跟着牛群走在长满桤木和多毛金光菊的崎岖小道上，把洗干净的工装裤搭在栅栏上、把抹布摊在灌木上晾晒，生活得忙忙碌碌。那个男人会是谁呢？他可以是任何人：在索姆河战役中牺牲的士兵；或住在路前面不远处的农民，娶了个说话粗鲁的妻子，生了一大帮孩子；或是一个去萨斯喀彻温省闯荡的男孩，曾经说要来接我，却再也没有音信；或是那个每周日把我吓醒的牧师，我生怕会遭受他所说的那种折磨。谁都可以，我可以秘密地拥有其中任何一个，终生的秘密，终生的梦境。我可以在厨房里唱歌，擦炉子，擦煤油灯的玻璃灯罩，从水桶里舀水，烧水泡茶喝。擦洗过的锡罐和破旧的抹布散发出一股微微的酸味。我的床在楼上，有高高的床头板、钩针编织的床罩，以及看起来粗糙却很好闻的法兰绒被单。还有热水袋，可以缓解我的抽筋或夹在两腿中间。就这样，我一次次地回到幻想的世界，任自己受到攻击，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己。一个处女固执的信念，深信不疑的信念。任何一个饱经风霜的妻子都会告诉你，根本没有那回事。

我将长柄勺浸入水桶，也任自己沉浸在无害的疯狂中。我哼着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好奇。

“他是山谷中的百合，

是闪亮的晨星，

是我万里挑一、心有灵犀的好人儿。”

二

今年夏天，我住在多伦多一个叫凯伊的朋友的公寓里，准备完成一本家族史书，是一些有钱人出钱雇我写的。春天的时候，为了写这本书，我需要在澳大利亚待一段时间。在那儿，我遇到一个人类学家，很多年前我们在温哥华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他和第一任妻子在一起（现在是第三任），我身边则是第一任丈夫（现在离婚了）。当时我们都住在“福特营”——大学里已婚学生聚居的地方。

这位人类学家曾经调查过昆士兰北部的语言群体。他打算先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待上几周，再去印度与妻子会合。他妻子得到一项资助，正在那里学习印度音乐。她是那种新式的妻子，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第一任妻子当时是有工作的，她要挣钱供他读完大学，然后待在家里生儿育女。

我们周六中午一起吃了饭，周日乘着游船逆流而上，去一个动物保护区游玩。船上有很多带着孩子出来玩的人，很是吵闹。在保护区，我们看到了像黑香肠一样蜷成一团的毛鼻袋熊，一脸不悦、脏兮兮的鸸鹋，走过一个开满了不知名鲜花的棚架，还和考拉合了影。我们聊起彼此的近况，时而严肃，时而轻松，还不忘开开玩笑。回来的路上，我们喝了船上酒吧里的杜松子酒，然后接吻了，还小小地出了个洋相。船上的引擎声、婴儿的啼哭声、小孩的尖叫声和追逐打闹声混合在一起，吵得我们几乎没法说话，但是他说：“请过来看看我的房子吧。我有一处借来的房子，你会喜欢的。我迫不及待地请求你，请过来和我一起住吧。”

“我应该去吗？”

“我要跪下了。”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起来，正经点！”我说，“我们在外国呢。”

“也就是说，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些孩子停下手里的游戏，盯着我们看，表情惊讶而又严肃。

三

我叫他X，仿佛旧式小说里假装是现实中的人物。X是他名字中的一个字母，又好像很符合他的气质，所以我这样称呼他。在我看来，这个字母既宽泛又神秘。用字母来代替名字，我近来经常这么做。我对自己说：“巴登汽车144路。”随即脑海里就会出现一连串景象，街道和房屋都清清楚楚；有拉特罗布街、帕丁顿街，还有彩票销售点。学校是宽敞舒适的平房，鸡蛋花树上落下柔软娇嫩、香气扑鼻的花。我们就是乘这辆车去市中心的，一共去过四五次，拎着自己的网兜，在伍尔沃思商店买食品杂货，在科尔斯肉店买肉，在糖果店买甘草糖和姜心巧克力。这个城市的很多建筑都建在溪谷之间的山脊上，所以当我们穿过人口稠密但尚未开发的山村去市中心时，有种下山的感觉。市中心有条浑浊的河，不乏殖民时代那种宜人的破旧感。我们来这里的时间虽短，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而且不会和从前的记忆相混淆。车上坐着一些戴遮阳帽的家庭主妇，我们仿佛了解她们的生活；溪谷上边那些建在木桩上的关着百叶窗、墙面晒裂了的房子，我们仿佛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熟悉那些看不到的街道。这种熟悉不会给你压力，反而让你感到喜悦，还夹杂着些许陌生感，好像我们曾经以一种自己不理解的方式路过这里。我们经过一个悠闲度日的人家，心中升起十足的安全感——我们在任何合法的家庭里，任何自己本该属于的地方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或许是事实，或许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而且没有假期里通常有的那种无所事事的感觉。X每天去学校，我去市中心的研究图书馆，在缩微胶片阅读机上看旧报纸。

一天，我去图旺公墓找一些墓碑。这里比加拿大的公墓壮观，但是有点乱。一些华美的白色墓碑上，碑文随意得令人吃惊，比如“我们的好妈妈”“一个好人”等。我在想，这说明澳大利亚人的什么特点呢？接着又想，在别的国家时，我们总是想探究事情的意义，又想该如何跟X讨论这个问题。

教堂司事从他的小房子里走出来，帮我一起找。这个年轻人穿着短裤，身上满是文身。他的胸前文着一艘扬帆航行的船，叫“澳大利亚费利克斯”号；一只胳膊内侧文了一个闺阁中女子，外侧文了一个彩绘武士，另一只胳膊上文的是龙和旗子；一只手背上文着澳大利亚地图，另一只手背上文着南十字星座。我不想偷看他的腿，脑子里只留下一个大概的印象：他腿上的图案比较复杂，像竖排的漫画，还有一串围绕在花中的圆形徽章，也许里面包含了某些姑娘的名字。我留心记下这些细节，准备回家以后和X分享。

他也会带东西回家：公共汽车上的聊天，词语的起源，他发现的某些联系等。

我们大胆地用“爱”这个字眼，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也不用考虑未来。自由自在，潇洒大方，时常庆祝，但又不会频繁到令人生厌的地步。我们深信，这短短的时光将充溢着幸福。唯一的遗憾就是太懒了，没去植物园看一次盛开的荷花，也没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后悔；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想起很多当时没来得及分享的事。

四

我梦见X给我写了一封信，是木版印刷的，字体歪歪扭扭。我想这样他就能隐藏自己的笔迹了，真聪明，但这封信读起来却很费劲。他说希望我们一起去古巴旅行，是他在酒吧里遇到的一个牧师请我们去的。我在想，那个牧师是不是间谍。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佛蒙特州滑雪，说他不想干涉我的生活，但确实想给我庇护。庇护——我喜欢这个词。梦境越来越离奇，信被延误了，我试着给他打电话，但电话拨号盘坏了。我好像在照顾一个小婴儿，小家伙正在衣橱的抽屉里睡觉。梦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压抑，直到我醒来。“庇护”这个词仍然在我脑海里萦绕着，我只能任它慢慢退去。在女王大街和巴瑟斯特大街的交口处，我躺在凯伊公寓里的床垫上，床垫就放在地板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是早上八点，窗子开着，热浪袭人，街上满是走在上班路上的人，电车走走停停，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套公寓又便宜又舒适，有高高的窗户，白色的墙壁，原色的棉布窗帘和光滑的灰色地板。这里一直以来都是便宜的临时容身之所，所以没有人想改变它。护壁板还在，暖气片外面还包着老式的有孔隔板。凯伊有一些漂亮的褪了色的小地毯，还有些普通的靠垫和床单，这让放在地板上的床垫看起来不像床垫，倒更像没有靠背的长沙发。一张用坏了的弹簧床垫靠在墙上，外面包着披肩和围巾，上面钉着几幅铅笔素描画，是凯伊的艺术家前男友的作品。没有人知道怎么把弹簧床垫弄出去，也没有人知道这东西一开始是怎么弄进来的。

凯伊以画植物插图为生，一丝不苟地为教科书和政府手册作画。她住在一家农场，家里的大人孩子不断地来了，走了，直到有一天永远地离开了。多伦多这套公寓，她每隔几周就回来待一天。她喜欢女王大街这一地段，这儿有小酒馆和二手商店，同时又很僻静。在这儿，她很少碰到在布兰克森霍尔女子学校上学时的同学或参加过自己婚礼的人。凯伊结婚时，新郎穿了一条苏格兰短裙，新郎的同事用剑搭了一个拱形门。凯伊的父亲是一位陆军准将，她是在政府大厦初入社交界的。我常想，正因为如此，她才从不厌倦冒险和随性的生活，不害怕深夜里窗子底下的争吵声，也不害怕楼下门口那些喝醉酒的人。

她感觉不到我所感到的那些威胁，从来不会用想象的失败来吓唬自己。

凯伊没有水壶，她用深平底锅烧水。她比我小十岁，臀部窄窄的，头发又长又直，黑色中带了几缕灰色。她通常戴一顶贝雷帽，穿着从二手商店买来的破旧但很好看的衣服。我认识她六七年了，这些年里她常常都在恋爱中。她爱的人都很大胆，有些还很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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