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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我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克罗伊斯[1]的故事，艾洪就像他那样不幸。起初，这位骄傲富有的国王对来访的梭伦[2]大为恼火，那位雅典政治家在和他讨论幸福的时候，想必自以为来自大城市，见多识广，用一种降尊纡贵的态度来对待一位有钱的孤岛上的乡巴佬。我曾想，梭伦既然那么才智横溢，为什么就不能对这位拥有无数黄金财宝的半野蛮人和气一点呢。可是不管怎么说，梭伦是对的，克罗伊斯却错了，他哭哭啼啼向居鲁士大帝[3]诉说自己的教训，居鲁士大帝饶他一命，把他从火刑柴堆上放了下来。这老头由于身遭不幸，成了一个思想家、神秘主义者和爱进诤言的人。后来，居鲁士的脑袋落到了和他不共戴天的女酋长[4]手中，她把他的脑袋按到一皮囊鲜血中，骂道：“你不是要喝血吗？喝吧，让你喝个痛快！”居鲁士那疯狂的儿子冈比西斯把克罗伊斯继承到手，就想把他杀死在埃及，像杀死他自己的兄弟那样；他还刺伤了可怜的小公牛埃皮斯[5]，惹得那班毛发剃得精光的僧侣们切齿痛恨。股票市场的大崩溃，等于是艾洪的居鲁士大帝，银行倒闭是他的火刑柴堆，台球房是他被逐出吕底亚的流放地，那班流氓恶棍就是冈比西斯，不过居鲁士居然得以应付过去，避开了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局长是在经济全面大萧条之前去世的，他入土不久，便开始有人在拉萨尔街和纽约闹市区从摩天大楼跳下。艾洪也是最先垮台的人之一，一部分是因为局长生前借钱给人的办法不当，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经营不善。他成千上万的钱财，都在发行额超过资产实值，而又连续投机的英萨尔公用事业股票上亏得一干二净，考布林也在这上面损失了好多钱。他又把自己、丁巴特和阿瑟继承的遗产，统统投入了那最后也没能保住的建筑业，结果只剩下新辟区和机场附近的几块荒芜的空地，有几块还因要付税而脱手。我有时驾车陪他兜风。他会说：“那边那排店铺的房子本来是我家的。”或者指着两座棚屋之间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说：“爹八年前在一笔交易里弄到那块地，本想在那儿盖座车库的。幸好他没盖。”所以开车陪他兜风是件很凄凉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大发牢骚，只是随口淡淡地说上几句。

连他住的那幢大楼，局长从前花十万现金盖的，也因店铺关门，楼上的房客又不付房租，最后也白丢了。

“不付房租，就不供暖气。”冬天时他说，决心要发狠。“做业主的应该像个业主，要不就把产业放弃。不管日子好坏，我都要贯彻始终，严守经济法则。”他讲这话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被人告到了法院，官司打输了，还得付诉讼费什么的。艾洪后来又把空的店面当作公寓房出租，一处租给一家黑人，另一处租给一个算命的吉卜赛人，那人在橱窗里挂了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大手和一个加有标志的大脑子。大楼里经常发生殴斗和水管、卫生设备被窃事件，这时，租户们都成了他的死对头，挑头的是那个红头发的理发匠波兰人贝泽夫斯基。此人以前脾气好的时候，常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弹奏曼陀林，现在在艾洪的玻璃门前经过时，却瞪目怒视，冷若冰霜。艾洪着手进行起诉，要撵走他和另外几家人家，结果因此受到一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纠察队的包围。

“好像我对共产主义懂得还不及他们多似的。”他愤愤地说，“那班无知无识的混蛋，他们对共产主义懂点什么？就连那个赛维斯特，他又懂得什么叫革命？”赛维斯特现在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于是便坐在局长那张正对前门的办公桌后面，故意让纠察队看见，以等待行政司法部门采取行动。他家的玻璃窗上被人涂上了烛蜡，一纸袋粪便扔进了厨房。丁巴特从台球房里召集了一个机动小队来保卫大楼，他对贝泽夫斯基气得不可开交，要冲进他的铺子砸他的镜子。在这大萧条时期搬进的贝泽夫斯基这家铺子，实在算不上什么店铺，只是在地下层有一张理发椅而已，在那佛兰芒人式的惨淡昏暗中，他也还养着几只金丝雀。克莱姆·丹波仍到他那儿去刮脸，说是只有这位红头发的理发匠熟悉他的胡子。为这事，丁巴特对克莱姆很生气。不过贝泽夫斯基还是被撵走了。他的老婆站在人行道上大骂艾洪是个臭犹太残废，丁巴特拿她没有办法。不管怎么说，艾洪有过吩咐，“我不开口，不准动粗。”他并不排除动粗的可能，只是打算尽量抑制而已。虽然艾洪把丁巴特那份遗产亏得一文不剩，可丁巴特还是对哥哥俯首帖耳。“受打击的不仅是我们，”他说，“大家都有份。要是胡佛[6]和摩根[7]都不知道会来大萧条，威廉又怎能知道？不过他会使我们恢复元气的，我信他的。”

把贝泽夫斯基他们撵走的原因是，有个雨衣厂商要租用楼上的房间。等到把几套房间的隔墙拆掉打通后，市政厅追究艾洪违反消防和分区法令，并且企图将工业用电引入住宅区。这时，有些机器已经安装好，那厂商本身的资金也极有限，坚持要艾洪负担拆迁机器的费用。艾洪也不顾一切原则耍赖了，硬说那些机器是钉在地板上的，因此是属于他的不动产，于是又打上了官司。这场官司艾洪也打输了，而且那厂商发现，把窗子拆掉，用滑车把机器吊下去，要比把机器拆开搬走省事，便搞来一份准于照此施行的通令。艾洪那块用链条挂着的大招牌也遭了殃。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他已丧失了这座大楼，他最后的一笔产业，现在也完了。办公室已关闭，大部分家具都卖掉了，写字台叠在餐室里，卷宗档案堆在他床头，因而只能从一边走近床。为了准备以后形势好转，他想尽可能多留一点家具，几张转椅都放在起居室里，那些遭火烧的家具（那家保险公司已倒闭，根本没有赔偿）也搬回来了，廉价换了新面子，但仍有火烧味。

艾洪仍拥有那个台球房，从此亲自经营。他在前厅的角落里，围绕着收款机稍微布置了一下，作为自己的办公室，好歹总算还能继续做买卖。贬谪到这么蹩脚的地方，他一直耿耿于怀，过了好久才慢慢恢复过来。他成了这儿的头子后，为了开始积累资金，他产生了改组的念头，先是挪开球台腾出一块地方，办了个餐台，后来又安装了一个绿色的二十六点[8]掷骰盘。他依旧是公证人和保险经纪人，还取得了替煤气、电力和电话公司收费的资格。这一切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在这种逼死人的日子，事情都进行得很慢，而且由于跟斗栽得太快太大，就连他的足智多谋也不灵了，盘桓在他脑子里的多数是追悔，他本应该设法至少保住阿瑟的钱，还有丁巴特的钱的。此外，还有个环境问题，现在他所有其他产业都已丧失殆尽，只剩下一条街的一处地方，四周又凝结着一片机器停开后浓重的沉寂，它笼罩着这特别空旷而又凄凉的地方。再加上以前花钱都是几块几十，现在连一角一分都得精打细算。他，一个身患残疾，上了年纪的人，从高瞻远瞩订大计划沦落到行奸使诈搞小钱。在他自己看来，这场大灾难并没有替他完全开脱——是他的那股冲劲往往模糊了别人的视线——还有，他好像一继承了局长的财富，财富便像一群只听局长话的小金兽似的，纷纷逃散了。“当然，”他有时解释说，“对我个人来说，并不算怎么惨。我以前是个残废，现在也一样是。就是事业兴旺了，也没法使我站起来走路，要是说有人事先能知道自己会有什么遭遇的话，那就是我威廉·艾洪了。你可以相信这一点。”嗯，是啊，我可以相信，又不能相信。我知道，他这话是在心情沮丧的时候说的，消极成分多，积极成分少。他丧失了那幢大楼，而且，为了顾全面子而不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他还要孤注一掷，为保住大楼花掉了阿瑟所得遗产中剩下的那几千块钱。可以想像，那以后他的日子有多艰难。后来，他正式让我走了，有气无力地说：“奥吉，我用不起你了，只好把你辞退。”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照顾他的是丁巴特和他太太；他所受打击沉重，已被打垮，成天躲在书房里，心情忧郁，好多天不剃胡子不刮脸——而他是个全靠整个生活节奏一贯有规律的人——后来，他才离开那死气沉沉满是书籍的房间，宣布他要接管台球房，就像亚当斯[9]，竞选总统失败，回到家乡的州首府，当个低微的众议院议员。除非他要阿瑟辍学去做事——只要阿瑟答应——不然他非得想点办法才行，因为老本已经光了。为了要为那幢大楼筹措现款，他甚至退掉了保险。

阿瑟没有一技之长；他学的是文学、语言和哲学，不像克雷道尔的儿子考茨那样做牙医，现在能养家。突然间，儿子搞什么成为举足轻重的事了。考布林的儿子霍华德·考布林则靠吹萨克斯管挣钱。克雷道尔现在已不再向我嘲笑儿子对女人的反常冷淡了，反而劝我求他儿子在诊所的药房里给我找份工作。考茨为我弄到一份救济性的差使，在药房的小卖部站柜台，卖冷饮。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西蒙中学毕业了，慈善机关已不再给我们救济，他在拉萨尔街车站打工的时间也减少了，工头鲍格把活儿都安排给自己那些失业的舅爷妹夫什么的，把别的人全都赶跑。

至于积蓄，西蒙作为老奶奶的接班人，家里的钱一直由他掌管，可也全完了。银行在第一次抢兑时便关了门，那有石柱子的行址现在成了鱼铺，艾洪从他那台球房的角落里可以看见。西蒙毕业时的成绩仍然优秀——我真搞不清他是怎么弄到的——还当选为毕业班的司库，负责采购纪念戒和校徽。我想，这是他看上去很诚实的关系。有关经费收支情况，他得呈报校长，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和首饰商的私下交易，为自己净赚了五十块钱。他整天都很忙，我也一样。至于忙点什么，我们则互不相告。不过，因为我一直以来注意他已成习惯，对他所作所为，略有所知。至于我在干点什么，他是不屑停下来回头看上一眼的。他已向市立学院报了名，跟当时一般人的想法一样，希望读完后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申请进气象局、地质勘探队和邮局工作的人陡增，这从学校和图书馆布告牌上成叠的黑体字公告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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